中国佛经汉译流传闪耀

众多佛经译出以后，为了能在广大信众中流传，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六朝以后各朝都有非常多的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等在家居士，为了弘扬传播佛法而抄经。抄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寺庙中一般设有藏经阁，抄藏佛教典籍，供僧尼诵读、学习。《魏书·冯熙传》记载：“熙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隋文帝时期，抄写佛经13万卷，修治故经400部，形成重视抄经的风气。“开皇元年……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志》）

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细字经”和“供养经” 等。信奉佛教的人把抄经作为一种“功德”，为了祈福、报恩、布施、超荐亡人而写经。抄写佛经，念诵佛经，功德无量。僧徒还把书写经卷提升到如亲见释迦牟尼、如亲闻佛祖口授的终极价值高度加以体认。《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说：“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佛陀成佛弘法度众之时，大家用手来抄写经卷流通供养利益大众。《普贤菩萨行愿品》中有“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之说。此偈是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时的典故。另外，《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也说道：“时颠倒女庆幸无量，削骨为笔，身肉支解，以血为墨，供给书人。”经中说的“颠倒女”即文殊菩萨。

抄经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如永嘉中，有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西晋时期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的西晋惠帝年间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的西晋惠帝年间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

这种抄经活动到唐朝以后仍持续不断。据唐岑勋《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所记，建造西京多宝塔的楚金禅师，“先刺血写经《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同置塔下”，“又奉为主上及苍生写《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镇宝塔。又写一千部，散施受持”，书写量实属惊人。

与此同时，原本佛教徒均可抄写的佛经，出于佛事兴旺的需要，转而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了专门的职业。经生的收入水平和他们的书写水平有联系，写经高手生活要好一些，大多数的经生只能维持生计。寺院的写经有一套专门的组织机构，由经生、官经生、书手、楷书手、校书手、典经师等组成。经书的抄写每个时代的形式稍有不同，但大致的形式是约定俗成的。首先在专用的写经用纸上画出界格，在经文起首处标明题目、品名，然后是正文的抄写，卷尾的落款则相当繁琐，要写明抄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的姓名、用纸的数量、装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详阅、判官、监制等，有的竟达十余项之多，说明当时写经的庄重和严肃程度。

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抄经造就了一大批写经的高手。由于经书抄录有统一的形式要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步规范成特有的用笔、结构和章法，形成独有的书写风格，后世称其为“抄经体”。早期的写经体多以南北朝字体和隶书入书。如北魏时期的写经就有明显的魏碑笔法和结构。到隋唐的写经法度则精准到极点。写经体与当时书写风格的结合拓宽了书写佛经的风格。通常写经体小楷笔法以王羲之的笔法为基础。初唐时期，虞世南、褚遂良等在朝廷内的威望影响到民间的佛经书写。敦煌写经主要是楷书，而且是小楷，书写工整清楚，通篇从结体、笔法和章法布白形式，都趋于统一稳定，形成了一定的范式，数量有4万多卷，时间跨越7个世纪，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写本中最多的是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www.xing528.com)

起于佛门经生的这种抄经体对于后世的书法有着一定的影响。佛门色彩的书法遗迹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模式，在书法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一笔。有学者概括写经体的书法风格特征如下：

（1）气象高古，肃穆静谧。写经是对佛的信仰，书者的心灵是虔诚而纯洁的，书写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在纸上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经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虚幻的境界中，写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超越。

（2）朴素自然，率意天真。经生们并非书法名家大师，无社会名利所累，无宗派的褒贬颂扬，书写状态自由宽松，无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无意于书法创作而尽得书法风流。

（3）小楷书体，法度严谨。抄写经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要容易辨认，容易流传，就相当于现代规范的出版物、传媒上的用字。再加上写经是对佛的崇敬，书写应该规范、郑重，因此，敦煌写经的主体就是小楷书体，而少有行草，篆书、隶书更是少见。700年的写经体其实就是中国楷书的演变史。^[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