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300多年间，汉译佛经事业的发展是空前的。这期间总共翻译出大小乘《三藏》3000余卷，奠定了中国佛教宗派理论发展及教义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有：（1）四部《阿含经》翻译完成。（2）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翻译讲说“三论”《成实论》。（3）律藏翻译了《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及大乘《梵网》。（4）《涅槃经》的翻译成立了涅槃学派；《十地经论》及《摄大乘论》的翻译学习，开启了地论宗及摄论宗学风；《妙法莲华经》成为智者大师一乘实相见地与判教根本。唐代贤首大师，则依据晋译《华严经》教法，开创了华严宗。
任继愈把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内容分为4类：“（1）关于佛教基本知识的入门书，佛教名词、概念的解释。这是佛教徒每个人都好学习的，不论大乘和小乘，如《成实论》《俱舍论》等，属于‘佛教知识手册’之类的。（2）关于佛教戒律的，这是用来维持僧众的集体生活的纪律的。（3）关于佛的传记、故事的。（4）关于佛教宗教基本理论的。”他还认为，最后一类，即关于佛教基本理论的，影响所及，“不限于佛教徒内部，它是面向广大社会的，与当时社会思潮有极密切的关系”。[82]
梁启超认为，自东汉至西晋为译经事业的第一期，东晋至南北朝是译经事业的第二期，即“拓展期”，奠定了佛经翻译的基本格局。按照梁启超的看法，这第二期又可分为东晋至二秦的广译阶段、刘宋元魏迄隋的研索和会通阶段。广译阶段，各路高僧致力于选版本，译全书，成绩斐然。研索和会通阶段，译者集中于研讨和论述佛经的本意，其翻译较前一段广译有进一步的提高。梁启超指出：“此期中之译业，远不逮前期，其趋势则由经部渐移于论部。”[83]对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汉译，孙昌武总结道：
相当完整、系统也十分及时地翻译了大批佛教典籍。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各学派的经典至此已基本译成汉语。许多新结集的经典，往往在梵本（胡本）形成后很快就传入并几乎立即被翻译了。这一大批佛教经典，数量上远远超过当时中土儒家经典，更远远超过诸子百家任何一家著作。它们提供了新颖、丰富、对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价值的思想资源，不仅给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滋养，而且作为文化典籍也成为中国文化各个领域发展取之无尽的宝藏。[84]
佛经的汉译是一项宏大的文化事业。两晋南北朝300多年间，有许多高僧和文人学士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其规模之大足以表明，在那时佛经汉译不仅仅是一项宗教事业，而是一项全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所以，许多人在这项事业上投入了很高的热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时，除了信佛的僧俗等外，有4个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领导或赞助了这个译经运动：第一是从印度和西域来华的高僧，他们持续东来，代不乏人；第二是中国高僧继起发愤西行，不辞劳苦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取经”；第三是历代帝王和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为佛经汉译事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和鼓励，使之成为一项国家的事业；第四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也多参加这个运动，如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参加译场润饰经文，梁朝还特设翻经博士。所以，可以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一场有众多人士参与、统治阶层和佛教界相互呼应的影响广泛的文化运动，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佛经汉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政府支持并组织译场来进行集体的翻译工作。道安可能是译场的创建者，后来鸠摩罗什也在长安建立了大规模的译场。译场这种组织形式，使早期的译经由个人的、零散的行为变成有组织、有计划和国家集体行为，因而所译佛经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上了一个大台阶。除了道安和鸠摩罗什的译场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译场。季羡林指出：
从《梁高僧传》等书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下列这一些译场：东晋时有庐山慧远的般若台，陈代富春之卢元哲宅，陈隋间广州之制旨寺。国立译场有姚秦长安之逍遥园，北凉姑臧之闲豫宫，东晋建业之道场寺，刘宋建业之祇洹寺、荆州之辛寺，萧梁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元魏洛阳之永宁寺及汝南王宅，北齐邺之天平寺，隋长安志大兴善寺、洛阳之上林园，唐长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荐福寺等等。这都是最著名的译场。[85]
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佛经汉译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外僧侣，可谓群星灿烂，而其中最为耀眼的则是鸠摩罗什。季羡林说：“在翻译组织方面，鸠摩罗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86]佛教史把鸠摩罗什以前称为佛经的“古译时期”，把罗什到唐贞观初称为“旧译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鸠摩罗什等杰出翻译家的努力，译典质量大大高于前一时期。“旧译”时期的佛典翻译有几个特点：一是这个时期译典的原本，多数已不再是西域转译并夹杂当地土音的胡本，而是以直接从佛教发祥地印度输入的梵本为主，这为译本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与前期相比，“论”的翻译逐渐增多，但因不同传承的异本和各家释论的见异，不可避免地影响翻译传习，以致产生学派论争。这种论争，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佛学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对“经藏”解释的“论藏”翻译增多，逐渐形成了学派竞立的局面。这说明中国佛教已由早期的传译为主，向研究、消化和立说方面过渡。三是这个时期的译主，多数虽然仍为外国人，但是，他们娴熟汉语，文学造诣甚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杜绝了早期因语言隔阂而不能使译文畅达原意的弊病。同时，又有诸如法显、宝云等谙熟梵文的汉僧协助或独立翻译，所以经本内容日益丰富，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四是在翻译方法上，意译是这个时期的主流，而且已趋成熟。鸠摩罗什对译法所持的见解，与最早探讨翻译文体的道安不同。道安极力推崇直译，如，赞扬支谶的译本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反对竺佛念的“笔受诸经，好事润饰”。鸠摩罗什则认为印度国俗“甚重文藻”，翻梵为汉，实在无法兼顾到原文的辞藻，即使能得大意，文体则完全变了样。他形象地将朴拙的直译喻为“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因此，他力主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顺从译文文法习惯，并保存原来语趣，即所谓“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这种翻译方法，事实上非常适合中国的文风。总之，“‘旧译’众多代表人物的译籍也就创造出翻译艺术的新高峰”，“‘旧译’时期作为译经史上的辉煌时代，不仅创造了翻译经典的伟大业绩，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对于佛教文化建设及其长远发展更产生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87]孙昌武概括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事业的成就时指出：
这一时期佛典翻译的质量大为提高。一方面因为二百余年来众多译家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后来的译家参照；另一方面也由于佛门培养出大批本土优秀翻译人才，外来的译师也多有掌握汉语并熟悉中土思想、学术、风俗的。从而早期翻译过程中那种“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咫尺千里，睹面难通”的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了。这一时期翻译的经典，特别是那些后来广泛流传的，译文大都十分精美。译文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恰当地处理好文、质关系。这实际牵涉到翻译原则、译者能力、文字表达技巧等多个方面。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到这一时期这些方面都得以提高，终于形成了文质兼重、流利畅达的译风。再是尽可能保持翻译原典在语言表达风格上的特长，使译文体现出外域天人的“语趣”。三是更恰当地移植外来经典的文体，在尽量把译文纳入到汉语传统表达规范之中的同时，又借鉴、输入外来文体而有所创新。[88]
当然，从事佛经翻译的西域高僧和中国内地僧侣，不辞劳苦地从事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是为他们的弘教事业服务的。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宗旨是在中国广泛地传播佛教，而译经则是他们实现这种事业的主要手段。译经是传教的首要工作，更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本工作。所以，在从事佛典翻译中，他们把译经和讲学结合起来，将佛典的翻译、诠释、解说和理解连为一体。这些主译大师，是此中的宿学专家，在译经的同时，阐发他们所怀蓄的丰富的学问心得。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讲经的过程。慧观《法华宗要序》记载：“法师鸠摩罗什……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言，口宣秦言……什犹谓语现而理沈，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www.xing528.com)
这样译场又成为学府，译主又兼为导师，经论注疏又大多是译师的讲学笔录。从这时起，陆续出现了一些佛经的注疏，比如道安就曾注疏佛经多卷，这成为以后的一个传统。
译经与讲学相结合的形式也有多种多样，主要有这样几种：
（1）译不忘讲。如僧伽提婆“建立精舍，广招学众……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词旨明晰，振发义奥，众咸悦悟”。又如卑摩罗叉“于辛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
（2）讲而后译。如佛陀耶舍，“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又如真谛讲译经论，“席间函丈，终朝靡息……释义若竟，方乃著文”。
（3）译中有讲。如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口校古训，讲出深义”。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真谛译《律二十二明了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
（4）且译且讲。如鸠摩罗什译《维摩经》，“什以高世之量……既尽寰中，又善方言；时手执梵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十地经论》，“善会地情，妙尽论旨；皆手执梵文，口自敷唱，片辞只说，辩诣靡遗”。
（5）译后复讲。如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并畅显神源，发挥函致”。真谛译《俱舍释论》，“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请于城内讲说，颇识大宗”。又真谛所译，“彼此相发，绮绩铺显；随处翻传，亲流疏解”。
像这样译经和讲学相辅而行，阐扬个中的蕴奥，发挥言外的精微，只有专门学者才能胜任。例如鸠摩罗什译《般若三论》，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昙无谶译《涅槃经》，实义难陀译《华严经》，菩提流支译《地论》，真谛译《摄论》。因此当时达摩笈多，“自居译人之首，惟存传授；所有覆疏，务存纲领”。鸠摩罗什宣译《法华经》，“指其大归，直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俊一时一杰”。
这一时期的译经事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译经事业进行自觉的总结。一方面，根据以往的译经经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如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以及鸠摩罗什关于佛经汉译的一些看法，都对后世的译经事业有指导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对以往的译经进行系统的编目，如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是最早的佛典目录学文献，也从一个侧面回顾了佛教东传中国的历史。而佛典目录学的另一个重要文献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也出现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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