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汉译的目录学文献《出三藏记集》成果

道安著《综理众经目录》，为他之前翻译的佛典做了目录，并进行了总结。梁朝天监年间，又有3部讲经目录书问世，即僧绍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最为有名，是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的重要的目录学文献。

《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为南朝梁僧佑所撰，故后人又简称为《僧佑录》《佑录》。僧佑，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生于建康。据说僧佑幼时即有向佛之心，14岁出家，先后入扬都建初寺、钟山定林寺，受业于法达、法颖，精通律学。20岁时，僧佑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永明年间，僧佑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律》，春秋开讲，40余年间演此律达70余遍。

僧佑除精通律学外，还广探内典，披览群籍，其撰述文字有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僧佑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15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5卷、《世界记》5卷、《法苑集》10卷、《弘明集》14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这8种著述，总名之为《释僧佑法集》。《释僧佑法集》的自序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

僧佑凭借定林寺丰富的经藏，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他在《出三藏记集》的自序中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后，译经渐多，而在传译中，出现了经题相同而译文不同的现象，又有些译经不知译者和译出年代，这就使佛经的流传十分混乱。道安有鉴于此，编纂了《经录》，但道安以后又出了大量新经，“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所以编了这部新的经录。

僧佑编纂此书的用意，重点在于对佛典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书分为4个部分：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述列传。正如僧佑自己所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只有从这4个方面来看佛典翻译，译经的源流才能一目了然。这4个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

（1）卷一为“撰缘记”，记述佛典结集和翻译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论》《十诵律》《菩萨处胎经》等经律论，叙述佛典结集的缘起、经过及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缘记相当于普通目录的辑略或总序。

（2）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从汉至梁六代400多年之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无译者姓氏，一一搜罗，归纳为15录。每录之前有小序，略述该录源流。因对其所依据的《综理众经目录》有所增订，故一律称为“新集”。据《历代三宝记》统计，15录共收佛典2162种4328卷。这比《综理众经目录》增加了1500余种3300余卷。

（3）卷六至卷一二为“总经序”。卷六至卷一一辑录一些佛典的前序与后记，共110篇，其中77篇未见于现存的佛典。这些序记实际上就是佛典提要，使后人知道译经的经过、内容、地点和时间。卷一二为“杂录”，收录陆澄的《法论目录》、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法集总目录》以及僧佑的《释迦谱记目录》《世界记目录》《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法苑目录》《弘明集目录》《十诵律义记目录》《法集杂记铭目录》等。

（4）卷一三至卷一五为“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两卷记叙外国僧人如安世高等共22人；后一卷记叙中国僧人如法祖等共10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早的僧传。(www.xing528.com)

僧佑对佛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集经藏，访讯遐迩，躬往咨问，面质其事”。然后认真整理，“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焉”，“雠校历年，因而后定”。僧佑对所著录的佛典大都作过鉴定，甄别其异同和真伪，判定译者和翻译的时间地点，考证佛典的卷数、存阙，注明出自何种大本以及所依据梵本的来历，使其著录《出三藏记集》更为可靠。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指出：

这些诸经录之目的，主要是将从来流传到中国的梵语及其他外语原典的既译经典，不管其现存与否，尽所知所能地多予搜集、登录，并将译者名、译出年代明确者，按照大小乘、经律论的次序整理，译者不明者即作为失译，失译经中若确知其搜得之地区者，乃依地区别予以编集。总之，对于各个经典尽量明示上述各事项，以作为现在及将来之学者的依据。其编纂之努力与热忱，实令人钦佩。^[80]

僧佑在《出三藏记集》一书中使用多种体裁，以经录为主，又有前序、后记、列传相辅，互相补充，大大加强了目录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后记来代替解题和提要，使读者知道译经的源流、佛典流传的过程及其大意，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都在《出三藏记集》的影响下，发展成为辑录体的解题目录。“总经序”后的“杂录”收录了佛教论文总集的篇目，使目录兼具索引的功能。陈垣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目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81]“述列传”不仅对经录内译者的事迹和译经年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而且使经录与僧传相结合，为后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出三藏记集》在类目设置方面也有创新之处。一些佛典有数种译本，而且还有译本不同、经名也不同的现象。因此，佛教专科目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详细著录各种译本。《出三藏记集》设置了“异出经”的类目，以译经先后为序，将“胡本同而汉文异”的佛经收在同一书名之下，加以比较，可以考证该经的流传和各种译本的情况。

佛经译出后，就有人根据某一种佛经抄撮其要旨，使其成为一种新的佛典，这一类佛典称为“抄经”。抄经出现较早，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综理众经目录》中，抄经与所据佛经混在一起。僧佑在《出三藏记集》中则专门设立“新集抄经录”，使抄经与所据佛经分开，不至于本末倒置。《出三藏记集》还将律典从佛经中独立出来，对律学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详加叙述。

《出三藏记集》的类目设置为以后佛教经录的编纂开创了许多法门，促进了佛教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后法经的《众经目录》采用《出三藏记集》的分类方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也没有超出《出三藏记集》的范围。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和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普通目录也著录了佛典，如南朝宋代王俭的《七志》、梁代阮孝绪的《七录》都附有佛典。一些佛教学者在普通目录之外寻求佛教专科目录的独自发展。僧佑注意借鉴普通目录的编纂方法和分类体系，努力探索适应佛典的分类体系，促使佛教专科目录进一步的完善。反之，僧佑创立的体例如辑录序、记等，又影响了普通目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