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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事业: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时间:2023-10-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79]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事业,在南北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南朝的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刘宋近60年间,共有译者22人,所出佛典465部717卷,是南北朝时期成果最丰硕的朝代。梁陈之际的译经事业主要是以真谛为代表。

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事业: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南北朝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从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经南北8个朝代169年时间,共有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南北朝时期译经的最大特点是部类多,译者多,分别超过其前后时代的总和。这直接反映了当时内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佛典流通渠道和翻译场点的增多。”[79]

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事业,在南北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情况有所不同。

南朝的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宣说:“魏、宋、齐、梁等朝,地分圮裂,华夷参政,翻传并出,至于广部,绝后超前,即见敷扬,联耀惟远。”(《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

义熙九年(413)鸠摩罗什圆寂后,聚集在鸠摩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先后南下,成为刘宋的佛教中坚。太延五年(439),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掠掳僧侣,焚荡佛籍,使凉州的僧众,除西行者外,也大都流入宋境。元嘉二十三年(446),拓跋焘下“灭佛法诏”,又迫使魏境内沙门大批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义学僧侣,大都集中到江南一地,带动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蓬勃开展。

南朝的译经,以刘宋朝最为重要。据统计,刘宋近60年间,共有译者22人,所出佛典(包括失译)465部717卷,是南北朝时期成果最丰硕的朝代。

刘宋时期的译经,以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求那跋陀罗是中天竺人,因长于大乘学,世号为“摩诃衍”。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宋文帝便遣使迎至京都。初住祇洹寺,深受文帝崇敬,名士颜延之到门拜谒,“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有徒众700余人。求那跋陀罗从僧众之请,集义学诸僧译经,在祇洹寺译出《杂阿含经》,于东安寺译出《法鼓经》,又于丹阳郡译出《胜鬘经》《楞伽经》。

求那跋陀罗从元嘉中开始译经,中经宋孝武帝,至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去世停止,其译经范围涉及小乘经及戒律、禅学等。据《大唐内典录》所载,求那跋陀罗共译经77部116卷。其中有些经典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都很大。如《杂阿含经》是汉译4部《阿含》之一,并且在4部《阿含》中最为重要;另有慧观笔受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简称《胜鬘经》,此经对中国佛学的影响极大,由此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以“一切佛语心”作为全经品名,用“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唯识法相家的组织方法,发挥“如来藏缘起”的思想,同时也谈及大小乘在禅观上的差别,为多种宗派所信奉;此外,传说《十二头陀经》也是求那跋陀罗译,此经提倡远离村落都邑,游化乞食,苛戒苦行,行所谓“头陀行”,与“不净观”禅法结合起来,在下层僧侣中有广泛影响。(www.xing528.com)

在刘宋初译经的还有汉僧如智严、宝云等。智严和宝云与法显同行赴西域求法。后来宝云、智严在晋末到了建康。智严从西域带回的梵文经还未来得及翻译,遂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与宝云先译出《普曜经》《广博严净经》《四天王经》等。后来宝云还在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另据记载,刘宋元嘉中所译之经“多云所治定,华梵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大唐内典录》记载,宝云译有《付法藏经》《佛所行赞经》《新无量寿经》《净度三昧经》4部15卷;智严译有《普曜》《无尽意菩萨经》《菩萨璎珞本业经》《阿那含经》等14部36卷。此外,元嘉初宋文帝还迎请罽宾沙门求那跋摩来建康,译出《菩萨善戒》等,又补足《杂阿毗昙心》。又有畺良耶舍在建康译出《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观无量寿佛经》等。还有昙无竭译出《观世音受记经》,等等。

刘宋之后,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的110年间,译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梁陈之际的译经事业主要是以真谛为代表。

自鸠摩罗什死后,北方诸国再无重要译事。北魏自迁都平城,佛教持续兴隆,信仰盛于南方,但着力在兴办佛教福事。除昙靖伪造《提谓波利经》和昙曜造《付法藏因缘传》外,在译介佛典上几乎无可记述。据《开元释教录》记载,有魏一代155年,共出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基本上集中在宣武帝至迁邺后的35年中,这就是以菩提流支为“元匠”的译经集团。

菩提流支是北印度人,于弘始七年(405)秋天到达长安,参与了鸠摩罗什的译经工作。北魏永平元年(508)至洛阳,通过昙无最的举荐而为魏帝所重,后随迁至邺城(534)。他共译出佛籍30部101卷,笔受者有僧朗、道湛、僧辩、昙林、觉意、崔光等。他将4卷本《楞伽经》译成10卷本《入楞伽经》,解释“如来藏缘起”,同以后所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接近。

比菩提流支稍后的佛陀扇多,也是北印度人,自李昌元年(525)到大统五年(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昙林等笔受;中印度人勒那摩提,永平二年(508)来洛阳,译经3部9卷,笔受者有僧朗、觉意、崔光等;中印度人瞿昙般若流支,熙平元年(516)来洛阳,随迁邺城后,自大统四年(538)到大统九年(543),译经18部92卷,笔受者昙林、僧昉、李希义等;北印度人毗目智仙,从大统四年(538)到大统七年(541),于邮城译出佛籍5部5卷,也是由昙林笔受。以上5僧所译经籍的种类虽不尽相同,但却共传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的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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