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50岁带来240捆经书，广州7年超过前16年成果

在南北朝时期的佛经汉译事业中，真谛也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被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如果说，北朝的译经事业是以鸠摩罗什为核心，那么，在南朝，真谛则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与鸠摩罗什比较起来，真谛在中国的译经活动却是命运多舛，十分艰难。鸠摩罗什一到长安，就受到朝廷上下的礼遇，建立庞大的译场，配备众多的学僧和助手，具有十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尽享荣华。真谛虽然也是应南朝皇帝之邀而来，但时运不济，过着颠沛流离、艰难坎坷的生活。而他所翻译出来的为数众多的佛经，就是在这长达十数年的漂泊流亡生涯中“随方翻译”而出的。如果考虑到真谛这些年的生活境况，再看他翻译出来的佛经的数量和规模，就更令人感叹了。

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梵名拘那罗陀或波罗末陀，是印度大乘唯识学创始人无著、世亲的嫡传，后游学扶南。南朝梁大同年间，梁武帝派官员张汜送扶南朝献使返国，顺便求请名僧和各种大乘经论。扶南国便与真谛商量，请他应命携带经论入梁。真谛素闻梁武帝崇奉佛教，中国名僧济济，可以行化，欣然答应了扶南国的要求，随张汜扬帆渡海，带了梵本经论240捆，于中大同元年（546）抵达南海，后经两年来到梁都建康。此时真谛虚龄已经50岁。

真谛在中国命运多舛，经历坎坷。正如吕澂所说，他是从印度来华的翻译家中遭遇最为不幸的一位。真谛始达建康，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准备译经。可是，此时正值“梁季混淆”“侯景之乱”。真谛到建康的第二年，即太清三年（549），叛将侯景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而死。侯景进入建康后，真谛不得不辗转流亡。他先于太清三年（549）年至福建，得到富春县令陆元哲的接纳，并招沙门20余人助其译经，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十七地论》。由于战乱扩大，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天正元年（552），侯景兵败，真谛回到建康，住在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原禅师等20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次年转至建康县长凡里一位施主家中，继续译《金光明经》，共得7卷。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梁室的内争却愈演愈烈，战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带兵荒马乱。真谛在京畿待不下去，只得于承圣三年（554）南下，二月抵达豫章，住宝田寺，译《弥勒下生经》等。此后，陆续在今江西、福建一带漂泊流亡，无有定所，“随方翻译”。在这段流徙过程中，先后译出《大空论》3卷，《中边分别论》3卷并《疏》3卷，《正论释义》5卷。

后来，真谛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寄寓于佛力寺。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但因为真谛的到来，一些义学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追随真谛受业。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南朝陈永定三年（559），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但总感到周围的环境，与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因此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待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

天嘉二年（561），真谛离开晋安乘船至梁安郡。三年（562），登舟西行，欲还天竺，因大风漂抵广州，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之父僧宝的挽留和优礼，迎住制旨寺。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漂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的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参加真谛译场的人，最初有沙门宝琼、愿禅师等，继有沙门慧宝担任传语，居士萧桀担任笔受。60岁以后，真谛已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当时担任笔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恺和法泰。他晚年的译事则和慧恺合作最为密切。慧恺助师译《摄大乘》《俱舍》二论，建议重治《俱舍》译文，并记录口义，最著功绩。(www.xing528.com)

真谛随翻随作义疏，并讲解弘敷，同时领众修行，从不废止，这是他译经活动的一大特色。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成了《摄论》名家。

任继愈说：“真谛是中国译经史上富有成果的译家之一，也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学识的外来僧侣。”^[78]真谛从中大同元年（546）48岁来华，到太建元年（569）71岁圆寂，共计在华23年，纵跨了南朝梁、陈两代。《续高僧传》卷一记载，真谛共出经论记传64部278卷；《历代三宝记》记载为48部232卷；《开元释教录》记载为38部118卷。真谛带来的经书共有240捆，翻译出来的经书仅仅只有几捆，占他所带来经书的很少一部分。不过，真谛所译出的这部分经论，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经、律、论三藏皆有。

真谛译介和注疏的核心，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论著，属佛教大乘有宗体系，与陈代推崇“三论”和《成实》的空宗学说抵触很大，因而受到建康官方僧侣的激烈排斥。但在译介瑜伽行体系中，真谛的思想同菩提流支等的译籍接近，同玄奘所传则有较大差别，由此在中国形成了“相宗”的新旧两译。真谛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乘论》及其《释论》《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间》《十八空论》《佛性论》《解拳论》《三无性论》等。

真谛传播的思想，是瑜伽行派的命题：唯识无尘。但他把这一命题分解成双重内容：一是“方便唯识”，用“阿黎耶识”说明客观对象的虚妄，从而也说明阿黎耶的不实；二是“正观唯识”，在“阿黎耶识”之上，另立一个“阿摩罗识”（无垢识），亦名“自性清净心”，或云第九识。就虚妄不实的阿黎耶识及其派生的世俗认识和世俗世界言，一切皆空；但普遍存在和适用于一切现象的这种虚妄不实的道理，或曰“空理”，则是“不空”，是“常乐我净”，或曰“佛性”“法界”“如来”“自性清净心”等。因此，“唯识空理”，既作为一切事物的“通相”（共性）实存，也作为世间出世间的本原（无垢识）实存，并为一切凡圣、一切众生所共有。真谛译籍的这类说法，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说遥相呼应，成为此后中国佛学思潮的主流。

真谛所传之学，在梁、陈二代并不显著。真谛去世后，他的弟子们散布于岭南、九江、湘郢、建康、江都、彭城、长安，不屈不挠地弘阐《摄论》，学者渐众，宗奉者渐多。后来北方著名僧人昙迁南下，获读新译《摄论》，接受了《摄论》学说，认为可以补北方《地论》学说之不足，因而备极推崇，及应召入长安，创讲《摄论》，请从受业者竟达千数。昙迁先后在彭城、江都、长安大加弘阐，奠定了《摄论》在北方传播的基础。名僧慧休以及北地《摄论》学者道英、道哲、静琳、玄琬等，出其门下。当时长安名僧慧远，亦敬礼听受，其弟子净辩、净业、辨相等都相从研习《摄论》。后来唐玄奘服膺《摄论》，西游取经，回国后开创了法相宗，终使瑜伽师的唯识学说遍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