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是早期推动佛教发展的中心人物，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也为佛经汉译作出了突出贡献。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他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7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13岁出家为僧，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数年之后，师父赏识他的才华，改变了态度，让他受具足戒，并派他外出游方参学。约24岁时，道安在后赵的邺都拜访佛图澄，并拜佛图澄为师，得到佛图澄嫡传。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让道安复述，并常代佛图澄讲说，解答理论上的疑难问题，故有“漆道人，惊四邻”之誉。
佛图澄去世后，道安赴山西译经，不久又去飞龙山宣扬佛图澄的学说。东晋永和五年（349），应后赵国主石遵之请，道安返回邺都。不久石遵被杀，道安又去山西和河南。后应名士习凿齿之请，率弟子慧远等400余人南下襄阳，与习凿齿相会。习凿齿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我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与谢安论释道安书》）
道安在襄阳前后15年间，穷览经典，钩深致远，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又为四方从学之士制定“僧尼轨范”，即行香定座止经上讲之法、六时行道饮食之法以及布萨悔过之法。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竞相前来拜师。
前秦国主苻坚素闻道安声望，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来苻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等人被俘。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苻坚带道安回到长安，对其备至恭敬。同时敕令诸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苻坚甚至表示：“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晋书·苻坚传》）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一时间，京师盛行“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风。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这项工作得到苻坚的大力支持，其在财力、物力上为译经提供了丰厚的资给，还有官员积极参与组织。曾任著作郎、黄门郎与武威太守的赵正，就积极参与组织译经工作。“道安在长安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僧徒社团，他们同西域、印度，特别是同克什米尔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前秦帝国已把版图扩展到了中亚。他接管了指导他们的翻译工作，注意到他们有很好的原文版本，而且他们的翻译也是准确的。”[65]梁启超指出：“大抵西晋以前之译业，皆由一二私人口传笔受。苻秦时，道整（赵正）、道安在关中，网罗学僧，创译《中》《增》二《含》及《阿毗昙》，译场组织起源于此。”[66]
在道安之前，佛经的翻译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译出了不少佛教经典。但是，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他认为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人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道安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着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这使他下决心参与译经的工作。
道安组织的译经，主要是小乘经典，参加的译僧，主要有竺佛念、佛护、慧嵩、道安的同学法和及弟子僧佑、僧叡、僧导等等。其中尤以竺佛念最为突出。
道安组织翻译的经典，多由外来沙门带来或口诵。苻秦建元十七年（381），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到长安。道安召集沙门，请僧伽跋澄口诵梵经，昙摩难提笔录为梵文，佛图罗什再译为汉语，汉僧敏智再笔录为汉文，道安最后校对，译出《阿毗昙毗婆沙》14卷。僧伽跋澄还带有《婆须蜜》（又作《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梵本，由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3人共执梵本，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对校修饰，再由赵正稍加润色，译出《婆须蜜》10卷。僧伽跋澄还诵出《僧伽罗刹所集经》3卷，仍由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对校。昙摩难提口诵梵本，慧嵩笔录为汉文，译出《中阿含经》59卷。接着仍由昙摩难提口诵梵本，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嵩笔录为汉文，道安与法和考校审定，僧佑、僧茂校补漏失，译出《增一阿含经》41卷。
道安在组织翻译上述小乘经论前，还组织翻译了戒律。因当时戒律不备，道安非常重视。正值善于戒律的西域沙门昙摩持在长安，道安便请昙摩持译出《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3部戒律。
道安直接主持译出的佛经约14部183卷，“百余万言”，其中小乘佛经占绝大部分，共有13部178卷。道安继汉末安世高后第二次大规模地翻译小乘经典。后世虽然大乘盛行，但小乘对佛教的基本概念、教义作了分门别类的解释，便于信徒学习掌握，因此也广为流传。在翻译过程中，道安与法和共参校定，诠定音字，详核文旨，使新出诸经得以考正。梁启超指出：“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靡藻淫声，令人欲哕，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瘏口匡救，良非得已。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鞞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67]
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历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作为译经的指导思想。“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一致：
（1）从语法上考虑，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边，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
（2）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
（3）梵本佛经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www.xing528.com)
（4）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之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上来看，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翻译时要把重复的部分删掉。
（5）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在这种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翻译时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很困难、很不容易：
（1）《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圣人说法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是第一种“不易”。
（2）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圣人说的话深奥难懂，时间又相距甚远，要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是第二种“不易”。
（3）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500有6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相互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1000年了，那些阿罗汉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并主张直译，译笔应力求质朴，“不令有损言游字”。道安对译经工作的这种总结，不但对当时的佛经翻译有指导作用，对后世也有巨大的影响。鸠摩罗什译经时，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愓焉若厉。”隋彦悰也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出三藏记集》）。在《辩正论》中，他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 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有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才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道安还作了许多注经工作，注述经义，予以发挥。《出三藏记集》卷五称：“佛之著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惟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道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对一些佛经作了注释，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所以后人说，“注佛经者自安公始”。至此，由初期单纯翻译佛典转到译、注兼备上来。这说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在不断地深入和发展。
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人追忆又搞不清年代。为清楚起见，道安著《综理众经目录》，又称为《道安录》或《安录》。内容始自东汉光和年间，止于道安逝世前，约200年，共收入译家17人，所录译经律论244部，失源佛典309部，疑伪经26部，注经25部，总计604部，说明译师、译时、新译、旧译等。这是我国首部有规模、内容翔实和结构严谨的佛经目录。道安就编写经录这样写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年以来，迄今晋宁康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而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出三藏记集》）
在道安以前只有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道安始作总录，开后代佛典目录学的先例，为考察佛教流传的全体，辨别真伪，区分外来译著和本土撰著提供了条件。《出三藏记集》卷一五说：“自汉暨晋，经未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居，实由其功。”唐道宣说：“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宣录》）以后的人只是在道安《众经目录》上增加而已。许理和指出：“道安的著作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为当时这个仍处于初阶发展阶段的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此书为后来所有经录作者提供了一个范例。”[68]
道安是弘传佛教的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大影响。吕澂评价说：“道安是作风踏实，为着寻求他心目中的真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69]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在西域的鸠摩罗什称道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东晋孙绰撰《名德沙门论目》称道安“博物多才，通经明理”。在道安去世后，又为之赞曰：“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高僧传》）隋天台智者大师赞扬：“佛图澄、道安、慧远三叶相承，若日月星之丽天也。”梁启超对道安的贡献更有全面的评价，他指出：
安为中国佛教第一建设者，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7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