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译经事业-中国对海外文化的接纳史

东晋时期，汉译佛经又有很大发展。在此之前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僧人进行的，这一时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西域来的高僧与中国僧侣合作翻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译经事业主要在三个地方进行，形成了三大译经中心：一个是在长安，由道安主导；一个是在南方，分别在建康和庐山，主要人物有慧远、法显、佛驮跋陀罗等人；第三个是在西部的凉州，以昙无谶为核心。

在北方，前秦建元年间，苻坚崇信佛法，大力推动译经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已不像东汉、三国时期那样是私人行为，政府已经开始介入，苻坚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佛经翻译的工作，并派秘书郎赵政来主持这项工作。

这一时期陆续有一些西域或印度僧人来到长安参加佛经的传译。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的有以下6人：昙摩持、鸠摩罗佛提、僧伽跋澄、昙摩难提、昙摩蜱和僧伽提婆。

昙摩持，或云侍，是西域人，据说他“善持律藏，妙入契经”。前秦建元三年（367）于长安翻译3部经，由慧常笔受。他所译的3部经是：《十诵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大戒》1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1卷。

鸠摩罗佛提也是西域人，于建元中来到长安，翻译《四阿含暮抄解》（亦称《四阿含暮抄经》）2卷。

僧伽跋澄是罽宾国人。据称他“博览众典，善能通晓禅观、法数、阿毗昙等部派经论”。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僧伽跋澄的译经共3部：《杂阿毗昙毗婆沙》14卷；《婆须蜜集》10卷；《僧伽罗刹集经》3卷。僧伽跋澄翻译的3部经，都有道安写的序。

昙摩蜱，印度人，《开元释教录》卷三说他“器宇明敏，志存弘喻”。建元十八年（382），译《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5卷，由佛护译传，慧进笔受，道安校定。

僧伽提婆，罽宾国人，姓瞿昙，建元十九年（383）来长安。共译佛经2部：《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阿毗昙心》16卷。由竺佛念译为汉语，慧力、僧茂笔录为汉文，法和校理，僧伽提婆检校，道安作序。此后，道安去世，关中战乱愈烈，僧伽提婆便与法和到了洛阳。在洛阳又译出了《阿毗昙心》16卷、《鞞婆沙阿毗昙》（又名《广说》）14卷。至后秦初年，僧伽提婆南下江南。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为庐山慧远所请，入庐山继续从事译经活动。后游建康，晋琅琊王司马珣请他讲授“阿毗昙”，并集京都义学沙门40余人。他在江南译出了《阿毗昙心》4卷、《三法度论》2卷、《中阿含经》60卷、《增一阿含经》51卷、《教授比丘尼法》1卷。

昙摩难提是兜佉勒国人。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昙摩难提只译过两部《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开元释教录》卷三则记载他译了5部经，除两部《阿含经》以外，还有《三法度论》2卷、《僧伽罗刹集》2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1卷。

以上这些外国僧人为佛经的汉译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些高僧不通汉语，译经时，必须有人传译。当时竺佛念正在长安，被公推为传译人。竺佛念其家世居凉州，20岁左右出家为僧。《高僧传》卷一称赞他“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鉴”，学识渊博，道德高尚。他不但研习佛典，而且对世俗书籍，亦无不博览，训诂之学，尤为他的特长。因为居家之地接近西域诸国，所以他通晓多种语言，成为有名的语言学家。前秦建元年间，西域僧人僧伽跋澄和昙摩难提等人陆续来到长安，由于不通梵、汉语，他们带来的经典不能译出。竺佛念却是“华、戎音义，莫不兼解”。于是，竺佛念开始与这些西域高僧合作译经，由他译梵为汉。建元十九年（383），他和罽宾僧人僧伽提婆合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30卷。建元二十年（384），他译出《婆须蜜菩萨所集论》10卷、《僧伽罗刹所集经》3卷，均由僧伽跋澄执梵，同年又译出《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由昙摩难提执梵。他还和昙摩持合译律典《十诵比丘戒本》1卷、《比丘尼大戒》1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1卷。这些译事，是在道安的主持下进行的，竺佛念在道安的译场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竺佛念除了为别人的译经任传译外，他自己也翻译了经、律12部，共74卷。竺佛念对译经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鸠摩罗什东入长安（401）后，在后秦姚兴的支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在佛经汉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竺法护之后，沿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事从未中断。道安时列凉土译经59部79卷；《开元录》著录的有西秦圣坚译15部24卷，前凉支施仑出4部6卷。沮渠氏建立北凉，译事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个政权所在的38年中，9位译者共译出佛典82部311卷。

北凉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昙无谶。昙无谶，原籍天竺，游历过罽宾、龟兹、鄯善等地，最后转至敦煌、姑臧。他自称能役神使鬼，左右灾异，咒龙禁雨，令妇人多子，并能“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为蒙逊所敬惮，在西域号称“大神咒师”。他所译佛籍，《出三藏记集》列11部104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内容大略可分《涅槃经》《大集经》《菩萨戒经》3类。现存《大方等大集经》60卷，前30卷即是昙无谶译。在佛学思想上影响重大的《大般涅槃经》认为，不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人人皆能成佛。这一说法立刻风靡全国。《涅槃经》在南北朝广泛流行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僧侣不加研习。由于此论对于佛性下过多种定义，由此引起的先天“佛性”与后天修持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热烈讨论的论题。

时在凉州译经的还有浮陀跋摩等。他译出的《阿毗昙毗婆沙》100卷，参与译事的僧侣有慧嵩、道朗、道泰和道挺等300余人。(www.xing528.com)

在南方，道安的弟子慧远对译经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慧远出身于士族，13岁时随舅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儒家六经，尤精老、庄。后来他与弟弟慧持在恒山遇见道安，听其讲《般若经》，颇有领悟。于是与慧持一起投道安门下，出家为僧。道安很赞赏慧远的聪明和勤奋，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慧远24岁时即登讲席。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奉道安命来到庐山。慧远在庐山30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平时送客以虎溪为界，故得“庐山慧远”之称，以别周武帝时的另一位慧远。他的隐修之道和“沙门不敬王者论”影响深广，而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在其后演衍成净土宗，他亦被奉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到庐山之后，大力开展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工作。他多方延揽天竺、西域来华的高僧，组织译场，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在慧远的主持下，他所住的东林寺成为当时南方的译经、弘法中心。慧远深感“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派弟子法净等人长途跋涉去西域取经，获得很多极有价值的梵本佛经。

东晋太元十六年（391），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自长安转至庐山，受慧远之请，重译《阿毗昙心论》，改译《阿毗暮钞解》为《三法度论》，由此推动了毗昙学由北向南的流通，加深了人们对佛教内容更确切的认识。《阿毗昙心论》主要论述小乘佛教的有漏、无漏、色法、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慧远整理成4卷，并作序言。

义熙六年（410），北天竺沙门佛驮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40余人被鸠摩罗什逐出长安，南下至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此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界分别观对治贪、嗔、痴、寻思等烦恼，其中数息观和不净观被称为“二甘露门”，得到特别重视。此种禅法比安世高和鸠摩罗什所译介的禅法更加系统，也更讲传承，对于增强修禅者的师承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慧远和他的师父道安一样，本人不曾从事翻译，但组织别人译经，并亲自写序言，对佛经翻译亦很有贡献，其功不亚于译经的名僧。他在序言中对佛经翻译提出一些独到见解，如《三法度经序》说道：“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

慧远在《大智论抄序》中分析了以往译经出现的不足之处，对译文的文、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若逐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归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以昏逝，不亦悲乎，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

慧远还与身在长安的鸠摩罗什取得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鸠摩罗什学习。鸠摩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鸠摩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鸠摩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鸠摩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鸠摩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鸠摩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

梁启超评价慧远在佛经翻译事业上的贡献说：

遣弟子法领等西行求经，赍《华严》以返者，远也；佛驮见摈，为之排解延誉，成其大业者，远也；指挥监督完成两部《阿含》及《阿毗昙》者，远也；在庐山创立般若台译场，常与罗什商榷义例者，远也。故诸经录中，虽安、远两公，无一译本，然吾译界无名之元勋必推两公。^[63]

佛驮跋陀罗在庐山住了一年以后，来到建康，住道场寺，前后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泥洹经》10卷。此经的译出，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大方广华严经》60卷，由支法领自于阗取回，佛驮跋陀罗在建康集百余人将其译出，开创了全面研习《华严经》的新阶段。《华严经》在理论上将说明世界人生本原的十二缘起统一到“唯一心作”；在实践上，号召僧侣学习生产和其他谋生技能，把菩萨行彻底贯彻到社会日常生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融合各种关系，磨灭一切矛盾，据说这就是佛光普照无限万有，无限万有都能纳进诸佛胸怀的表现。此经特别推崇毗卢舍那佛，贬低释迦牟尼的地位，显示了佛教在信仰上的又一变化，为密宗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崇拜对象。

佛驮跋陀罗的译事由他的弟子慧观、慧严主持。他们二人原是从鸠摩罗什问学的，后来成为佛驮跋陀罗译经的得力助手，得到刘宋的支持，设立了国家译场。重要的译家有求那跋摩、僧伽跋摩、卑摩罗叉、求那跋陀罗等，他们是南朝宋最主要的佛教组织者和学者。从西域归来的学僧，如法显、宝云等，也在这里参与译事。

两晋是我国佛经译事的奠基期。任继愈指出：

这一时期，译经的数量及质量均超过汉魏，后来影响中国佛教的教派及宗派的重要经典的汉译本已基本具备。翻译质量也有所提高。三国及其以前，译经大都为少数信奉者参加，译经费用为信徒捐助。两晋时期的译经已由国家举办，有较完备的译场组织，财力及人力均极充足。汉译经律论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介绍过来的。鸠摩罗什的汉译本给我国的翻译事业增添了光彩，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经验。^[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