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译经：以竺法护为代表的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许多东来的佛教僧徒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是把汉译佛经作为他们最主要的事业。东来的人随身携带佛经，西去的人是要“取经”，带来的也好，取来的也好，都要翻译成汉语，供人们阅读和理解。佛教东传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经典的汉译是一项持续的和具有中心地位的文化事业。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就是印度佛教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逐步被中国人熟悉和了解的进程。佛教思想得以展现给中国人，也是外来经典被翻译成汉文，并由佛教学者向人们讲解的结果。中国的译经历史，是早期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逐步浸润扩散的历史。

在佛教初传中国的东汉三国时期，来华的西域和天竺僧侣，主要的传教活动是汉译佛教典籍，它使中国人开始接触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那个时候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虽然已经不少，但总的来看，还是零星的、随意的，传播也不广泛。那个时代的译经事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开辟佛教典籍流传中国的先河，为以后的大规模译经事业奠定了基础。到了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高潮，随着大批西域和天竺高僧入华，以及中国僧侣西域求法活动的开展，在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活动。绝大部分的汉译佛经就是在这一时期和而后的隋唐时期翻译完成的。

梁启超把中国的佛经翻译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东汉至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南北朝，第三期是唐贞观至贞元。第一期是外国人主译期，第二期是中外共译期，第三期是本国人主译期。

西晋时期，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西晋国运共52年，《开元录》记载这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居士共12人。连失译各经在内，现存经籍160部322卷。竺法护是西晋时期汉译佛经的杰出代表。方豪指出：“中国佛经之翻译，其在鸠摩罗什之前者，应以竺法护为第一。”^[56]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历史是由竺法护揭开的。

竺法护又名昙摩罗刹，其先是月支人，本姓支，世居敦煌。8岁时礼“外国沙门高座为师”出家，跟随师父改姓为竺。竺法护童真入道，天资聪慧，博闻强记，早年时就开始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竺法护与朱士行都，是因为在讲习佛学时遇到困难，而立志西行。史籍说，竺法护看到“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寺庙图像虽在京城已经兴盛了，而大乘经典弘传的不多。竺法护遂“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到西域诸国求取大乘典籍。

从最早西行求法的朱士行，到竺法护，他们不远万里艰苦跋涉，最主要的心理动力就是“求知”，就是要全面准确地学习和理解佛学的真谛，就是要去寻求他们心中的真理。这表现了中国人对新知识、新文化的热烈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知识、向往真理的精神也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竺法护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了周游西域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遍学各国语言。据称竺法护能通达西域36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回国时带来很多梵经，包括《贤劫经》《大哀经》《法华经》《普曜经》等，“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以晋文”。

在竺法护之前，洛阳是佛经翻译的中心，南京也有一些人从事翻译，但都是零星的，规模不大。竺法护毕其一生“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他到长安后，先后在长安白马寺、敦煌寺、西寺等处翻译佛经。所译经典，《高僧传》记有165部，《贞元释教录》作175部354卷。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有经名，经书已不复存在。“他的译经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广泛，译文也较为忠实。”“由于竺法护翻译的范围扩大了，翻译的质量提高了，对后来中国佛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57]

竺法护是汉晋时期译经最多的人，其对译经的贡献，僧佑评价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唐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说：“晋武世，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结众千余。教相广流东夏者，法护深有殊功。”由于竺法护译出大量重要经典，也由于他把译经与讲经密切结合，一时成为佛学界巨擘，生前拥有广大的信众。他晚年立寺于长安，精勤行道，追随他的门徒，竟达数千之多。时人称为“敦煌菩萨”。道安曾说：“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出三藏记集》）孙绰作《道贤论》，将他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论，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www.xing528.com)

竺法护翻译的佛经以般若类为主，多是佛教在中土发展初期的重要典籍。其中《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正法华经》等是大乘的根本经典，此外还有《华严经》《宝积经》《大集经》等经的支分别译。竺法护的译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很大。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当代佛教学者印顺法师说：“法护所出，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且尝抽译龙树之《十住论》。盖一般般若性空学者也。”^[58]

竺法护的翻译工作是与中外僧人、居士合作完成的，可以说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合作的产物。道安、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人，都主持过庞大的国家译场，而竺法护开启了集体翻译事业的先河，只是他还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完全是信徒和朋友间的个人行为。竺法护精通华梵，又邀集多人共参润笔译校的工作。如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竺法首、陈士伦、孙伯度、虞士雅等文人学士。其中聂承远父子对竺法护译事帮助最大。聂承远父子长于梵学，热心佛经汉译事业。聂承远明练有才，除了笔受以外，还常常参正文句。像竺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加以整理删改。又竺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聂承远所删节的。聂承远之子聂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竺法护的译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竺法护圆寂后，道真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等20余部佛经。他又将竺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竺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译事。如竺法护于西晋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7卷，法乘也参加了笔受。由于这些人的帮助，竺法护所译经籍译笔宏达欣畅，妙显无生之旨，更有益于弘通。

此外，在同一时期，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有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强梁娄至，关中有帛远、支法度、若罗严等，在从事佛经的翻译。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275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58部，合计333部。

与竺法护同时的法炬、法立两人在西晋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6卷、《法句譬喻经》4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1卷。在竺法护译出《光赞经》6年后，即西晋元康元年（291），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20卷。原本是由朱士行在西域抄写，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无罗叉是于阗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是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经》是《大品般若经》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竺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3卷、《首楞严经》2卷。

帛远是河南人，他博学多闻，通梵语，对佛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译有《菩萨逝经》1卷、《菩萨修行经》1卷、《佛般泥洹经》2卷、《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贤者五福德经》1卷等，共16部。强梁娄至是西域人，他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1部1卷。安法钦是安息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4卷、《阿育王传》7卷等，共5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1卷、《善生子经》1卷等，共4部。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1部。

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成熟。道安在《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中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评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评无罗叉说：“斲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僧肇在《维摩经序》中评竺叔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也说：“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任继愈指出：

西晋的佛经翻译大体有如下三个特点：（1）所译的佛教典籍从形式上看，几乎全是“经”，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大乘佛经；而在各类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经》所占分量较大。从社会影响来看，以竺叔兰、无叉罗译《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译《正法华经》最为流行，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也较大。（2）……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已在汉民族信徒中逐渐形成一批译经和传教的骨干，而这些骨干不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时魏晋玄学的影响的烙印。这是促成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3）西晋的佛经翻译仍在民间分散进行……规模不可能太大，动用人力也不可能太多，因而所出佛经短篇多，长篇少。^[59]

西晋时期汉译佛经，按照梁启超的看法，还属于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规模不可能太大”，所译佛经数量也不太多，但却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