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指出：《佛国记》“是有关中南亚史地和中西交通的经典论述，也是中国文献中旅行记即游记一体的开创性著作”[51]。
《佛国记》是法显回国后在建康居住期间撰写的，全文9500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是中国人最早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以实地的经历，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和部分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杰作，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以及世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佛国记》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佛教史本身，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学术价值。法显同时代的道场寺僧人为《佛国记》所撰的跋文说：“其人恭顺，言辄依实。” 章巽将《大唐西域记》与《佛国记》作对比说：
恬退恭顺的法显，能有时间亲笔写下他的游记，言辄依实，质朴明畅；而玄奘却不得不假手辨机代笔写下他的游记，虽然文辞绚烂，却也不免带上一层浮华的色彩。且《法显传》虽然质朴，但由于亲身经历，亲笔自写，常能在行间字里发射出深厚的感情，十分触动人心，有许多境界往往是《大唐西域记》所未能到达的。[52]
方豪指出：“法显之功绩不仅在译经及弘宣教旨，其所记历程虽仅九千五百余言，然精确简明，包括往返西域历程及航海经验，尤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亚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参考数据。”[53]“法显是在那个时期研究佛教世界的众多中国朝圣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我们拥有完备记述材料的唯一的一位……他的《佛国记》连同其他朝圣者的一些内容重要的残篇仍然是不朽的资料，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公元1世纪亚洲佛教的历史就会基本上一无所知。”[54](www.xing528.com)
法显此次西行，是从长安出发，经过张掖、敦煌到鄯善，然后从鄯善北上至焉耆，再经过龟兹至于阗。法显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北道。至焉耆后，法显一行又转向西南，取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达南道重镇于阗。法显等人从于阗前行，经过子合国，进入葱岭山中的于麾国、竭叉国，最后到达北天竺境内。法显回国取的是海道，即从巴连弗邑沿恒河东下，到达多摩梨帝国海口，然后从此乘船西南行，到达师子国。在师子国停留2年，法显乘船东下，后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加里曼丹岛。在加里曼丹岛停留5个多月，法显又乘船沿着东北方向直奔广州，不料在西沙群岛附近遭遇风暴，船队在海上漂流70余日最后到达山东崂山南岸。法显《佛国记》对其亲身经历的往程与归程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成为人们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通道的最可信的资料。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中，有20余处引用《佛国记》的记载，其涉及的地域范围甚为广泛，包括北起我国新疆境内，南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后来历代正史的“地理志”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法显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法显对5世纪之前的西域诸国、中亚以及印度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亲眼所见的诸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叙述，特别是关于西域、印度行程的记载，为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城市及国家的地理沿革提供了第一手数据，是研究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法显是第一位史书明确记载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佛国记》所涉及的5世纪及以前印度的历史地理状况，已经成为考订古代印度历史地理的权威材料。古代印度没有留下专门的地理学著作，甚至连这方面的记载也很缺乏。《佛国记》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著作，但法显在记述中依照游记体的规范，以言必依实的原则，详细、准确地记载了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理状况。他对印度5世纪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佛陀时代、孔雀王朝、贵霜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历史，作了追述。法显到达印度之时，正值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笈多王朝后期，是有名的超日王（Vikramaditya，CandraguptaⅡ）在位时期。《佛国记》对当时所见所闻做的翔实记录，对于研究5世纪的印度社会弥足珍贵。关于笈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而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
在法显《佛国记》之后，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之遥相辉映。这4部著作所涉及的时代相互衔接，内容相互补充印证，共同建构了7世纪之前印度历史的可信坐标，也是研究该段历史的基本材料。现今凡是涉及这一段时期西域、印度历史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欲越过或忽略中国僧人的这些著述，几乎是难以进行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他说：“《佛国记》为1500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故其价值，早为世界所共认。至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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