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带回的佛教经典：中国接纳海外文化

东晋义熙九年（413），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夏坐。而此年春天，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与宝云一起，随刘裕从江陵到达建康，住于道场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和佛驮跋陀罗共同译经。在此期间，法显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法显还曾于义熙十二年（416）应庐山高僧慧远的邀请，到庐山讲经。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5年后，又来到荆州辛寺，东晋元熙二年（420）终老于此。

法显西行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显之前，虽然已有朱士行往西域求法，但他未到印度，并且未返汉地。西行求法，并带返大量的梵本文献的第一位汉僧，乃是法显。法显带回大量佛经，并亲自参与翻译工作，为中国戒律学、佛性论思想和毗昙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法显携带回国的经律，依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共有11部：《大般泥洹经》6卷、《方等泥洹经》2卷、《摩诃僧祇律》40卷、《僧祇比丘戒本》1卷、《杂阿毗昙心论》13卷、《杂藏经》1卷、《经》《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抄》。

在这些经卷中，被法显译出的有6部63卷，即《大般泥洹经》6卷、《方等泥洹经》2卷、《摩诃僧祇律》40卷、《僧祇比丘戒本》1卷、《杂阿毗昙心论》13卷、《杂藏经》1卷。其他未及译出的由后人译成汉文。

法显偏重于律部梵本的求取，除了四分律及新的有部律之外，现存于汉文中的诸部广律，几乎全是法显带回来的。佛教的文献总称三藏，律是其中之一。佛教僧人依律而住，律是佛教宗教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律对于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法显赴印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佛教的戒律陆续传到了汉地，但没有一部是完整的，这已经影响到中国佛教的正常发展。道安在为《鼻奈耶》写的序言中说：“经流秦地，有自来矣。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说的便是这样一种情况。为此道安采取了两项举措：一是尽量与西域僧人取得联系，邀请通解戒律的僧人到汉地，翻译戒律，讲传律学；二是鼓励和支持汉地僧人西行，到西域诸国，或者进而到印度本土去求取戒律，尤其是所谓的“广律”。这在当时是许多僧人的想法。所以《法显传》的第一句话就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去印度求法，主要目的就是求取戒律。“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法显所得11部佛经中，有四种是律，分属三个部派，即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及《僧祇比丘戒本》，化地部的《弥沙塞律》，说一切有部的《萨婆多律抄》。这三种律，加上《四分律》，代表了汉地最早传承的佛教的四个部派律系统。(www.xing528.com)

法显在中天竺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抄回《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各一部，在师子国求得《弥沙塞律》藏本。《摩诃僧祇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由法显与佛驮跋陀罗合作译出，共40卷。法显未来得及译出《弥沙塞律》，在其圆寂后，《弥沙塞律》由道生、佛陀什等译出。

而当法显从天竺归来时，《萨婆多律抄》已经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405）译出，名为《十诵律》，共61卷。此外，法显还与佛驮跋陀罗合作译出《僧祇比丘戒本》1卷。《摩诃僧祇律》译出后，在当时影响甚大，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正由于此，法显对于戒律在中国的弘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直至隋唐时期，由于以《四分律》为归旨的律宗的形成，《摩诃僧祇律》才逐渐退出了律学主流。

法显带回并且亲自参与译出的《大般泥洹经》，是大乘《涅槃经》的最初译本。大乘《涅槃经》讲“如来性品”，主张“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乘《涅槃经》一边说佛性常住，一边又极力强调若不受持戒律，便不可能见到佛性，通常称之为“扶律谈常”。这也影响到大盛于唐朝的禅宗寺院，例如百丈立丛林清规的准则，便是不拘泥于大小乘戒律，也不违背大小乘戒律，使得禅修者们，在清净和精进的禅修生活中，达到亲证本自现成的佛性。这证明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的宗旨是在弘扬戒律，却也附带传递了一个崭新的消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大般泥洹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一部大乘佛教巨著，对南朝流行的佛性说的建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大般泥洹经》的译出，扭转了当时的佛学思潮，形成了中国大乘佛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主流的大势。此经在佛学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如来藏思想由此代替了大乘般若学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这部经典不仅促使佛教流布教化，咸使见闻，而且还开了新思潮之端。僧佑法师曾指出：“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关中四圣”之一的道生法师受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启发，唱“一阐提之人皆当成佛”之说，孤明先发，使涅槃佛性思潮一时竞起，笼罩旧说，妙有渊旨，检阅真俗，精练空有，天华坠席，顽石点头，为后世禅宗的成佛作祖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3年，抄得《杂阿毗昙心论》约6000偈与《摩诃僧祇阿毗昙》。《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书，后人为了解释此论，邀集500人，费时12年，写成《大毗婆沙论》10万颂，玄奘后来把它译成汉文，共200卷。对此卷帙浩繁的论典，为了便于领会其中要义，又出《阿毗昙心论》，“心”是核心、纲要之义。《杂阿毗昙心论》，即是解释这部《心论》。法显回国以后，与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这部《杂阿毗昙心论》，推动了当时毗昙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晋末宋初的毗昙学研究，为此后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