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有一些中国僧侣主动走出国门，远赴西域取经求法，他们为佛教文化的东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汤用彤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4人；于法兰；竺佛念；慧常、道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昙学、威德等8人；僧纯、昙充、道曼；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15人；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等29人；僧表；法维；道普。[48]另据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统计，西晋中国西行求法者3人，东晋西行求法可考者51人，南朝刘宋时70余人，北朝19人。
东晋的于法兰，“常居长安山寺，与竺法护同隐”，在当时就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高僧。孙绰的《道贤论》将之比阮嗣宗。于法兰也有志西行求法，常感叹说：“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但是，很可惜的是他走到途中就病逝了。于法兰是从海路西行的，是有记载的第一位走海路的求法僧人。
东晋僧人康法朗自幼出家，他立誓前往印度瞻仰佛迹、探觅遗经，邀集同学4人。据说，他们自甘肃张掖出发，中途见一故寺，内有败屋二间，屋中各有一人，一人诵经，一人患痢，屎尿纵横。两人虽比房而居，然各行其事，不相照料。康法朗以悲悯之心，延留数日，悉心浣洗呵护。至第7日，见房中皆是香花，乃知神人化身。诵经和尚劝服4人勿须远游诸国，唯当自力行道，勿令失时，并预言法朗游诸国，返后当作大法师。其后同行4人就留在这里不往西行了，“留此专精业道”。康法朗独自往西迈行，遍游诸国，研寻诸经，回国后在中山开座传法，阐扬法相之学。
晋代最著名的西行求法高僧是法显。与法显一起西行的智严和宝云，求法经历也很艰巨，也是对求法事业多有贡献的人。
法显等人于后秦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第二年孟夏之初在张掖遇到智严、宝云等人。智严、宝云等是从凉州出发的，他们可能是凉州一带的人，因此对西域的情况了解更多，求法的热情也很高。法显与智严等人一起在张掖坐夏。两拨求法人不约而同地相遇。
后来智严到了罽宾国。《高僧传》说：“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咨受，禅法渐深，三年功逾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罗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逾沙越险，达自关中，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
佛驮跋陀罗为罽宾大禅师佛大先的门人，为当时著名禅师，受到各方重视，也引起了中土求法高僧的关注。智严与佛驮跋陀罗为同学关系，知其境界，故邀其东归。相传佛驮跋陀罗当时已得阿那含果，具他心通，且能上升兜率天见弥勒。他本人也有游方弘化的愿望，因此一受到智严的邀请，便欣然俱行。《出三藏记集·佛驮跋陀传第四》记载：“佛驮跋陀，齐言佛贤，北天竺人也。五岁而孤，十七出家。与同学数人诵经，众皆一月，佛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佛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积载。达多虽服其才明，而未测其人也。后于禅室见佛贤神变，乃敬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沙门智严至西域，遂请俱东。于是杖锡跋涉，经历三年，路由雪山，备极艰阻。”
佛驮跋陀罗随智严到了长安，开始与鸠摩罗什合作译经，后来受到鸠摩罗什及其僧团的排挤，遂南下到庐山参与慧远的译经活动。(www.xing528.com)
与智严一起赴西域的宝云，在与法显会合后，一直与法显同行，相处三年多。宝云回国后，在译经事业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此外，他还著有《外国传记》。
刘宋永初元年（420），即法显返回建康7年后，黄龙沙门法勇（昙无竭法师），受法显事迹鼓舞，“发迹北土，远适西方”。招集僧猛、昙朗等25人，从陆路至中天竺，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选择的路线与法显大致相同。他们的旅途十分艰险，同行25人，回国时仅剩5人。
此外，在法显西行的同时，庐山慧远也派弟子西行，“旷岁方返，皆获梵本”。在法显从长安出发赴西域求法5年后，即后秦姚兴弘始六年（404），又有京兆新丰沙门智猛从长安出发，踏上了奔赴西域求法的行程。与智猛同行的有15人。在当时西行诸贤中，他在天竺停留的时间最久，加上往返时间则长达20多年。
智猛，雍州新丰人，他少年出家，专修心业，讽诵之声昼夜不绝。据说他每闻外国沙门说天竺佛迹及方等众经，慨然而有求法远游之志。姚秦弘始六年（404），智猛与昙纂等15人，自长安出发，西行求法。
智猛采取了和法显大致相同的路线西行。即从长安出发，出阳关，西入流沙，“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人死聚骨以标行路。
负粮，理极辛阻”，十分艰险。他们继续前行，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一路备观各国风土民俗。然后，“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同侣九人退还。猛遂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沦国”。后三越雪山，路极险峻，“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
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憟，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以上具见《出三藏记集·释智猛传》）。再南行千里，至罽宾国渡印度河，雪山险阻，更甚于前。经千辛万苦，始达罽宾城。进入罽宾时他们一行只剩下5人。罽宾国的高僧见到智猛等人远道而来，十分高兴，并大为赞叹。他们从罽宾出发，“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罗卫国”，在这里礼佛发、佛牙等舍利，并朝菩提圣树及佛涅槃处。
最后，智猛一行到达阿育王首府华氏城。城中有一位婆罗门，名叫罗阅，举家奉佛，造高3丈的白银塔。法显旅印时，从其家得6卷《泥洹经》梵本带回中国。智猛亦从罗阅家中获得《泥洹经》。后来又得到《摩诃僧祇律》及诸经梵本。他们在天竺的时间比法显停留的时间多了两倍，在各地访问了很多佛迹。
刘宋元嘉元年（424），智猛一行循旧道返回，途中又有3位旅伴去世。唯与昙纂一人回到中国。元嘉元年（426），他们到达凉州。在凉州期间，智猛翻译了《二十卷泥洹记》。“智猛传云：毗耶离国有大小乘学不同。……智猛即就其家得《泥洹》胡本，还于凉州，出得二十卷。”（《出三藏记集》）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说智猛从印度回来时，还获得众经梵本。“文帝时，沙门释智猛游西域还，以元嘉中于西凉州译出《泥洹经》一部。至十四年赍还京都。”（《出三藏记集》）
据说，智猛于元嘉十四年（437）到达蜀地，于元嘉十六年（439）由长江而下，在湖北咸宁县钟山定林寺撰述了他的游记。该书见于《隋书·经籍志》里面的《游行外国传》一卷。后来他再次返回蜀地，于元嘉三十年（453）在成都去世。《游行外国传》在隋唐时似仍在流传，同时也是人们广为阅读的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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