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给中国的佛教和佛学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为中国佛教带来的刺激和振奋，是前所未有的；也为中国佛学研究带来新的高潮，不但翻译了大量的经典，且影响了许多杰出的弟子。”[30]吕思勉说，鸠摩罗什到长安后，“佛教在中国（宗教界和学术界），就放出万丈的光焰”[31]。蒋维乔说：“罗什学识，诚足冠绝当代。”“罗什在长安之势，如旭日方升，其声名遂洋溢乎域外。”[32]
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受到僧俗大众、朝廷上下的热烈欢迎，姚兴待之以国师之礼，非常优待、宠爱，他们二人常常整日交谈，研讨佛理，乐而忘倦。《高僧传》记载，罗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伦匹者”。论其性情，则“笃性仁厚，泛爱为心”。化俗导众方面，能“虚己善诱，终日无勌”。秦王姚兴赞誉什公“聪明超悟，天下莫二”。姚兴是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中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注意招徕人才，提倡儒学和佛学。一时长安集中了许多学者，成为文化重镇，影响及于江南、西域和天竺。《资治通鉴》卷一一四记载：“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余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姚兴寄意于佛教12部经，罗什为此著《通三世论》，以勖示因果，王公以下各官，都钦佩、赞叹他的风范。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嵩，都笃信佛法，多次请罗什在长安大寺宣讲新译出的经书。
姚兴请罗什入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使沙门僧
、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讎校”（《高僧传》）。正是从鸠摩罗什开始，翻译佛经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以及其他一切所需要的支持。
姚兴为鸠摩罗什所建的逍遥园在长安城北，渭水之滨，殿庭规模很大。逍遥园内有西明阁，是鸠摩罗什译经场所之一，还有澄玄堂，是鸠摩罗什讲经说法的地方。此地为佛教传入东土之后第一所大型国立译场。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五说：“姚兴常于逍遥园引诸沙门听番僧鸠摩罗什演讲佛经，起逍遥宫，殿庭左右有楼阁，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绳大一围，两头各拴楼上。会日，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过，以为佛神相遇。”
姚兴敕令800多名僧人追随鸠摩罗什，参与译经事业。对于这些僧人，文献中不可能有详尽的记载，但是从《高僧传》记载的曾受学于鸠摩罗什的27名僧人，可以看出这800名学僧当时在佛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这27名位僧人中，有13名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前就已经是学有所长、声名赫赫的成名高僧，他们有的是长安僧团的名僧，有的来自周边寺庙。如僧
是长安大寺著名“法匠”弘觉的弟子，“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振佛法，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僧叡是关中名僧僧贤的弟子，他在长安讲经传道，被姚兴赞为“四海标领”；道生受业于名僧竺法汰；慧观、道温年轻时受业于庐山慧远；昙鉴受业于竺道祖；慧叡曾游历西域诸国求法学习；慧严“迄甫立年，学洞群籍”；道恒“游刃佛理，多所兼通”；道融“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闇游心府”；僧肇早在西上凉州之前，就已经是“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的名僧，又在凉州姑臧追随鸠摩罗什多年，其佛学学术水平很高，在僧界的影响力很大。其他如僧迁、道标等也都是一时才俊。任继愈指出：“他们把全国的风气带到了长安鸠摩罗什的译场，又把鸠摩罗什介绍的思想，传播到全国。通过与玄学的糅合，在形成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33]
周边及全国各地的僧人闻讯纷纷负笈前往长安受学。《高僧传》说：“自童寿入关，远僧复集。”《高僧传》中还说，“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一时佛化大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如昙无成“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鸠摩罗什问他：“沙弥何能远来？”昙无成答曰：“闻道而至。”《出三藏记集》记载：“于时，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庐山慧远，道业冲粹，乃遣使修问。龙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关咨禀，传法之宗，莫与竞爽。盛业久大，至今式仰焉。”(www.xing528.com)
《晋书》卷一一七记载，当时来到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的僧人达到5000多人，“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鸠摩罗什的传译，不局限于般若系经论，因而关中学士的所学、所传，皆“各随其根性之好乐，而自由讲习”。而他最为注重的，是《般若》“四论”之学，所以“其弟子之秀杰，未有不研习大乘论者。昙影注《中论》，道融疏《大品》《维摩》，道生注《大品》及《维摩》，僧导作《三论义疏》”。此外，还有僧叡研习鸠摩罗什所译传的各种大乘经论的文义，著有《大品》以及《小品》“四论”等经序；僧肇体悟《大品经》义及“毕竟空”义，作《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等，被鸠摩罗什赞誉为“秦人解空第一”。吉藏《中论疏》说：“什至长安，因从请业。门徒三千，入室唯八，叡为首领。文云：老则融叡，少则生肇。什叹曰：传吾业者，寄在道融、昙影、僧叡乎！” 孙昌武指出：
（鸠摩罗什）所领导的僧团，除了翻译佛典，更吸收这样一批人参与，进行了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他的教育和指导下，他的及门弟子僧肇、僧叡、道生等就教理的重大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广泛、深入地进行研讨，深化了对它们的理解，同时又适应中土思想文化环境进行独具特色的发挥，从而创建了中国佛教的义学“师说”。这些人也成为具有独特建树的中国佛教思想家。这样，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的贡献就不限于“旧译”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开拓出中国佛教独立发展的道路。[34]
罗什门下聚集了当时全国僧侣精英，人才辈出，他们大都“学该内外”，既善佛典，又通《老》《庄》《论》和六经。在跟随鸠摩罗什的三千弟子中，经过长时间的经义探讨和学习，涌现出了著名的“十哲”，即：僧
、僧肇、僧叡、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其中前八人又被称为“八俊”，僧叡、道融、道生、僧肇4位最出色的弟子被称为“关中四子”。他们都是当时以学问、禅修著称的杰出佛学知识分子，他们发展中国化的佛学理论，扩大佛教义学的传播范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很有影响。他们的学问和风度，于南北朝的学术界影响至深，最为当世所仰慕。如：僧
为“国土僧主”（即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成为国家统一管理僧尼的正式官吏，自此为始，中国佛教及僧团开始由国家委派的僧官管理，形成此后一直延续的制度；僧肇被誉为“解空第一”，他的佛学思想达到了中国佛教般若学的顶峰，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对后世的三论宗和禅宗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竺道生精研《涅槃经》诸经典所体悟倡导的“顿悟成佛”，开创了中国佛教修炼中的“顿悟”法门。当时，这么多的高
云集长安，共宣佛法，号称“八百狮子吼秦川”。
《高僧传》记载，受学于鸠摩罗什的27位高僧，在罗什去世前后已遍布各地，成为当地的佛学名僧。除了留在长安的僧
、僧肇、僧叡等人及隐居山林的几位以外，有14位南下传道，信徒盈门。如：道融到彭城，“闻道至者千余人，门徒数盈三百”；竺道生先后到建康青园寺、庐山精舍等处，宣扬“顿悟成佛”；慧严到建康东安寺说法；慧观到荆州高悝寺讲经说法，“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慧睿到建康乌衣寺，宣说众经；僧弼在彭城寺，僧苞在建康祇洹寺，昙鉴在江陵辛寺，昙无成在淮南中寺，僧导在寿春东山寺，道温在襄阳檀溪寺，僧业在姑苏闲居寺，慧询在建康道场寺、长乐寺，昙顺在江陵竹林寺。他们的声望和学问都影响一时。
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最大的贡献是进行了大规模的佛经汉译工作，他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关于他的译经事业，本章将在第五节做比较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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