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西域高僧的传入

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是西域或印度等地的一些僧人陆续来到中国。他们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文化信息，携带来一批佛教经典并且将之汉译，使中国人有了初步接触佛教的文本，他们还把佛教僧团和寺院的仪轨介绍过来，使中国有了最早的出家僧侣和最早的佛事活动。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高潮，更吸引了大批西域和印度的高僧挟道东来，他们为佛教典籍的汉译、佛教思想和宗派的传播，以及佛教艺术在中国的推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方豪说：“东来外国僧俗，当以译经之功为最弘，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亦最深。”^[25]

这些高僧是一批自觉的文化传播使者。他们没有国家的委托，没有商业利益，完全是出于一种宗教和文化的责任、使命。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弘化讲学，传播佛教。《高僧传》中此类记载有很多。

西域高僧不辞数万里旅途的艰辛，不顾生活和语言上的困难，前赴后继，络绎来华，除了由于佛教学人“弘化利济”的宗教和文化理想以外，我国古代文明富饶，在国际颇有声誉，也是吸引许多国外贤哲羡慕而来的另一原因。如《续高僧传》卷二叙述达摩笈多来华的因缘：“远传东域有大支那国焉，旧名真丹，震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笈多远慕大国，跋涉积年……届斯胜地……悲喜交集。”

又《开元释教录》卷七叙述毗尼多流支来华的因缘：“不远五百由旬，振锡游方，来观盛化。”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叙述般若三藏来华的因缘：“远慕支那，聿来瞻礼。”菩提达摩历涉诸国，游至魏都洛阳，称赞永宁寺之宏伟精丽，“阎浮所无”，“实是神宫”。又说：“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

这些来华的高僧，分别来自大月氏国、安息国、康居国、于阗国、龟兹国、罽宾国、印度、师子国、扶南国等国。他们大部分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西域进入中国内地的，也有少数人如师子国人、扶南国人和部分印度人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交趾、广东沿海登陆再进入内地的。据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统计，西晋时来华的可考者5人，东晋27人，南朝刘宋时10人，南朝齐、梁、陈为10人，北朝12人。

中国内地佛教以其昌盛繁荣的程度和独有的风貌以及所涌现的名僧大德，转而流向西方早期的佛教流行地区并被其认同，这种现象在东晋时期已经相当明显。《华严经》称清凉山是东方菩萨的聚居地，佛徒普遍认为此山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道安名播西域，号称“东方菩萨”，受到鸠摩罗什的敬仰。外国僧人烧香礼拜慧远，誉他为“大乘道士”“护法菩萨”。来自天竺的著名译家菩提流支，尊称北魏昙谟最为“东方菩萨”，并将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传回大夏。北齐刘世清译汉文《涅槃经》为突厥语，以赠突厥可汗。(www.xing528.com)

晋宋以后，西来的僧侣越勤越密。北魏洛阳永明寺，接纳“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洛阳伽蓝记》），远者来自大秦和南印度，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佛教最盛的圣地。南朝的建康是江南外籍僧侣的活动中心，也是出译籍、义理的主要基地。梁时优禅尼国月婆首那被任命为京都“总知外国使命”，江南佛教同域外佛教的联系，也强化起来，建康与中天竺、南天竺、斯里兰卡和扶南等国的佛教联系尤为密切。

在这些来中国的高僧中，天竺人佛图澄是比较著名并且有很大影响的。佛图澄本姓帛氏（以姓氏论，应是龟兹人），9岁在乌苌国出家，两度到罽宾学法，西域人都称他已经得道。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年已79岁。他能诵经数10万言，善解文义，虽未曾读过中国的儒史，但在与诸学士论辩时，“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衷于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来从他受学。中国本土名僧如道安、竺法雅等，也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说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人，前后门徒几及一万人，其教学盛况可见一斑。佛图澄重视戒学，平生“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并以此教授徒众，对于古来相传的戒律，多所考校。佛图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高僧传》中叙述他的神通事迹颇多，说他显密兼修，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彻见千里外事，又能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痼疾应时瘳损，为人所崇拜。

佛图澄到了洛阳之后，本想在洛阳建立寺院，适值刘曜攻陷洛阳，地方扰乱，因而潜居草野。西晋永嘉六年（312）二月，石勒屯兵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准备南攻建邺。佛图澄仗其超人的智慧，取得石勒的信任，他极力以德化劝导石勒。《佛图澄传》说：“（石勒）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石勒接受了佛图澄的谏劝，“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勒去世后，石虎自立称天王，对佛图澄更加敬奉，尊之为“大和尚”。

佛图澄在赵国（十六国时后赵）推行佛教，所经州郡，建立佛寺893所。由于他的影响，民众竞造寺宇，相率出家。任继愈说：“佛图澄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争取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纳入国家保护之下，利用国家力量帮助佛教发展的僧人。”^[26]范文澜也说：“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27]

南朝宋时来华的最有影响的高僧之一是菩提达摩。菩提达摩生于南天竺，婆罗门族，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在南朝宋末年从南天竺泛海到广州，被尊称为“东土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与宝志禅师、傅大士合称“梁代三大士”。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传说达摩到金陵与梁武帝相见。梁武帝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达摩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道育、慧可两位沙门礼见达摩，并亲近和供养他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真诚，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器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他在中国住了将近50年，在北方的时间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他的禅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陀拈花微笑，迦叶会意，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菩提达摩在世时他的教化并未得到发展，正如《续高僧传》所说：“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后来禅宗昌盛以后，对于达摩又多附会之说，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