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佛教文化史

佛教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和发展，是从西晋开始的。唐法琳在《辩正论》中所述“十代君王三公宰辅通经博识敬信佛者”，是自西晋开始，而不及东汉三国。洛阳和长安是西晋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西晋二京（长安、洛阳）合寺一百八十所”。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盘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10余所寺庙。《魏书·释老志》说，晋世洛中有佛图42所，译经者13人，译经73部，僧尼3700余人。当时这3000多僧尼，由于出了家，便成无籍之民，王法所不拘，徭役所不及，不但不敬君王，而且受到君王尊敬，因此僧侣的社会地位受到特别重视。

西晋时期，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温和态度，建立寺院，供养众僧，但还未曾以政令推行佛教。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强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

两晋以后，佛教宣扬的人死精神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为本等思想传入中国后，逐步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实行精神统治、处理人际关系和个人精神寄托的可行途径和有用工具，佛学研究和佛教势力因此得以逐步扩展。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宗教。

西晋的佛教活动，主要还是在译经方面。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共12人，其中最突出的竺法护，为这一时期的佛经汉译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晋的佛教义学，以方等、般若为正宗。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他的译业，主要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无罗叉、竺叔兰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竺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十分重视方等、般若的。

季羡林指出：佛教进入中国，“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到达了”^[13]。佛教史上有所谓“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之说。说佛法确立于东晋，并非谓东晋前未现佛法，而是指至东晋佛教始进入士人阶层，为士人所普遍接受。因此，许理和视东晋为“佛教征服中国”的时代。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自此之后，佛教开始成为上流士大夫思潮的中心，东晋南朝士人由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名士和名僧交游往来，成为一时的文化风景。

东晋时期，诸帝无不信奉佛法，结交僧尼，传播佛教成为由国家力量来推动的宗教文化事业。晋元帝以宾友礼敬沙门，诏令沙门竺道潜入内殿讲经，可以“着屐登殿”，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晋明帝善书画，尤善画佛像，挂于宫内，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明帝还“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讲论佛道。哀帝“好重佛法”，请竺道潜入宫讲《大品般若》。简文帝“尤善玄言”，亲临瓦官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允许僧尼出入宫廷，干预政事。他和琅琊王司马道子尤敬尼姑妙音，妙音显赫一时，“供无穷，富倾都邑”，“权倾一朝，威行内外”，公卿百官竞相奉承结交，门口常有车马百余辆。晋恭帝更是“深信浮屠道”，造丈六金像，往瓦官寺迎接。(www.xing528.com)

东晋更广立寺院，铸造佛像。康帝时褚皇后立延兴寺，简文帝立波提寺，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住。恭帝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迎瓦官寺，从行10余里。其他名门豪族也大兴寺庙建设。如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谢尚舍宅为庄严寺，王坦之舍园为安乐寺。安乐寺东有丹阳尹王雅宅，西有东燕太守刘斗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宁宅，并施以成寺。何充在扬州修崇佛寺，征役吏民，功赏万计，为遐迩所讥。

两晋时士大夫阶级的子弟出家的逐渐增多，如竺法深是大将军王敦的兄弟，道宝是丞相王导的兄弟，道安也是家世英儒。士大夫阶级的妇女也渐有出家的。如武威太守钟诞的女儿令仪，于西晋建兴中出家，名竺净检，从西域沙门智山受十戒（沙弥尼戒），后于东晋咸康中又从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是为汉地最早的比丘尼。东晋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和建康的道场寺为中心。东林寺是慧远的活动基地，佛驮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人则以道场寺作根据地，宣扬佛教。

东晋偏居江南，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推崇佛教，使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北方地区十分兴盛。特别是前秦、后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

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发轫于西域沙门佛图澄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屯军在葛陂，以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用道术感化他，阻止了他的残杀，从此中州人民逐渐奉佛。后来石虎即位，迁都到邺城，也很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北地佛教最盛的是前秦。前秦第二代统治者苻坚笃好佛教，他在位时，佛教称盛。道安就是苻坚请到长安的，住在长安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的传译。到后秦时，佛教更为兴盛。后秦第二代统治者姚兴，也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与鸠摩罗什同时来到长安从事译经的，还有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印度和西域高僧。在后秦佛教鼎盛时，长安的僧尼数以万计。后秦弘始七年（405），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建立了国家管理佛教的体系，由他们管理僧尼事务。

在东晋时，兴起了佛徒西行求法的浪潮，其中以法显为代表，开启了长达上千年的浩浩荡荡的西行求法运动。这时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也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中心。佛教学者对于般若学深入钻研，从而对般若性空的解释，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出现了很活跃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