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时代契机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传播速度缓慢、形式简单，在中国上层社会有一些流传和影响，对中国宗教思想文化还没有明显的影响，尤其在民间没有广泛流传。而到了西晋以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迅速提速，西域和印度高僧陆续东行，纷至沓来，中国僧侣西行求法，前赴后继。大批佛经被翻译成汉文，历朝帝王全力支持和崇信佛教，寺院林立，僧徒遍地，甚至文人学士也纷纷谈佛论佛，与高僧清谈交游，出现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大传播、大发展、大普及的兴盛局面。汤用彤指出：

然自宗派言之，约在陈隋之际，中国佛教实起一大变动。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且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亦系在隋之际，始相综合，因而其后我国佛教势力乃达极度。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时期也。^[4]

佛教在中国这一时期出现大传播、大发展的高潮，是与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态势有密切关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为佛教在中国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东汉末年，中央皇权逐步削弱，形成军阀割据，及至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后，虽然出现了西晋短暂的全国统一，但不久出现“八王之乱”，北方民族乘机内迁中原，先后建立政权，即所谓“五胡十六国”。与此同时，汉族政权退据江东，建立东晋，以后又有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王朝。这样，就出现了北方“胡”族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这400年间，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战乱兵燹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遭受了空前的劫难，社会文明各方面受到了严重摧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乱离的时期，是一个充满忧患、痛苦与哀伤的时期。

战乱和动荡严重摧残着曾经十分发达的秦汉文明，也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提出尖锐的挑战。然而，中华文明并没有在这严峻的考验和惨烈的摧残下衰败或中绝，而是经过硝烟的洗礼，并吸收了新的血液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为随后出现的隋唐文化盛世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代，使中华文化更显示出它延绵不绝的文化精神和巨大的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代，而这空前动荡的局面，已经孕育着文化发展的生机。学术事业并未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乱离而走向衰微，相反取得了超越前代、越轶后世的发展与繁荣。秦汉王朝的大一统，为文化的繁荣创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也因思想文化上的专制而抑制了文化的创造性和生命力。随着汉王朝崩溃，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被冲破，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新的解放。传统价值的权威失坠了，人们着力去探索新的人生价值与个体价值，不断开辟着学术新领域，不断创造着文化新观念。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和玄学的兴盛，开拓出一片自由的天地，而且使士人任情适性，被压抑的思想和才华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们或者恢复被罢黜的诸子之学，或者全力开拓不再附翼于正统儒学的哲学、文学、艺术和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少有的思想活跃、学术繁荣、文学勃兴的时代。其学术风气之活跃、学术成果之丰硕、文学创作之繁盛，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高峰。这是一个富于智慧、充满热情的时代，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生机盎然的时代，也是取得了空前文化成就的时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钱穆指出：

若论学术思想方面之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从纯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5]

这一时期儒学的衰落，在中国的思想界形成了一种空隙，为佛教的传入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时机。佛教以其独有的出世思想，不仅填补了因儒学衰落所形成的思想空间，并在与方兴未艾的玄学的交汇中，给士人开立了一种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佛教又弥补了汉文化形而上领域缺失和彼岸世界图景模糊两大缺陷。在汉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周代以前有过较为发达的国家宗教，但是古代宗教从周初开始便走上了人文主义的发展方向。周代崇尚德政，敬德保民等观念，一改商代文化重鬼治轻人治的倾向，反映了周人开始对天命观念的动摇和对人事的注意。汉代讖纬迷信虽然发达，但关于彼岸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佛学的理论多集中于人生的痛苦与解脱，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其中的一些理论如“轮回”“业报”“因缘”“因果”“三世”等观念，正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的。佛教的传入，正好解决了中国文化这方面的难题，灵魂不死、业报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解脱涅槃，佛教将人生与死后的问题比较圆满地联结在一起，满足了中国人对自我存在于彼岸世界的思考。王国维指出：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6]

李约瑟指出：(www.xing528.com)

它的确为人们提供了一些东西：一是使人得到精神寄托的普遍信仰，人们愈是虔诚笃信，它也就愈得人心；二是使人得到一门可以深入思索探讨的精巧完备的神学；三是使人得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所缺少的宇宙论的哲学。^[7]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生机，还表现在当时大规模、大范围的民族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在这一时期，游牧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一些民族，主要是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所谓“五胡”，陆续内迁，汇聚于中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混杂、大同化。这些民族所具有的草原游牧文化，在他们内迁中原后，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发生大规模冲突和碰撞，并逐渐趋于融合。这些内迁的草原民族在与汉族错居的情势中，不仅“语习中夏”“多知中国语”，而且潜移默化地接受汉文化观念意识的影响，接受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结集于高度发展的文明之中，逐步破除了种族界限，趋向于渗透和融合，最后与汉族融为一体。陈寅恪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8]民族的大融合，不仅使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学习中原汉族文化，成为“汉化之人”，同时也把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播于中原，大大丰富了汉族的精神生活，将一股豪放刚健之气注入汉文化系统的肌体之中，为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因子、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生命力。北魏人崔浩说：“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魏书·崔浩》）指的便是这种趋势。陈寅恪论及“胡” 文化南传的历史意义时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9]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跃。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之后，至北朝一直致力于在西域的经略，丝路畅通，贸易发达，往来频繁，西域文化陆续传入中国。方豪指出：“其时中西文化之交流，音乐则继汉之后，发展西域之流风，而促成日后隋唐时代之全盛状态；美术如以南京为中心，在江南诸地之齐梁陵墓上有翼石狮，其波斯色彩，极为显然。”^[10]汉至魏晋南北朝中国与西域交通和文化交流频繁，其时畅达的交通，官方间的往来，频繁的商贸，以及其他西域物产和民族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因素，也为佛教在中国的大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

魏晋南北朝400年的乱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再次实现大突破、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创造激情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教经过20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一跃登上中国宗教思想文化的舞台，并逐渐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方豪指出：

然佛教入中国，确使中国思想界发生变化。良自秦汉以前，中国四周之文化均为远逊于我国者，汉武罢黜百家，推重儒学，限人民于训诂传注之内；新莽、曹魏，亦依托儒教；正直之士又多受外戚宦官之祸；汉末，又战祸不已，佛教适于此时传入，遂大受国人欢迎；且知域外尚有学问，其玄理视老庄尤为深邃而神秘；三世之说，更予痛苦中人民以无限安慰。^[11]

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系统，并取得显著的影响，需要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传播的文化是高势能的文化；二是接受这种传播的文化区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正在寻求文化突破，新的文化传播过来以后，为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因素、新的思考方向。对于当时的中国宗教文化来说，佛教就是这样一种高势能的文化。从印度传播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且得到迅速传播和广泛接受，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不仅是宗教领域，在文化艺术、哲学思想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指出：

人们要注意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许多世纪中，无论是在上层文化还是在民间文化层面上，中国都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化范围以外的、规模宏大的大乘佛教世界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吸收了佛教，正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存在着某种迫切的需要。它之所以可能被吸收，乃是因为它似乎能对当时已经提过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12]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引起的巨大反响，成为一幅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巨幅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