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初传的几点认识

本章讨论了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历程，从东汉初到三国时期，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很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我们看到，尽管历时这么久，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广泛、还不深入，不过正是由于这漫长的铺垫，在这之后不久佛教迎来深入传播的一个高潮。无论如何，在这个时期里，佛教这种来自外国的宗教，毕竟是进入到中国来，一些佛教经典也翻译过来了，有中国人开始阅读和了解了，甚至还有了佛寺等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这个时期，有外国僧侣来传教，有中国人开始信仰佛教，参加佛事活动，还有人出家为僧（如严佛调），有人西行求法（如朱士行），还有中国学者进行关于佛教思想的研究著述，如牟子《理惑论》，等等。虽然这些只是一个开端，不成规模，没有形成广泛的大规模的宗教力量，但是，这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而且极有意义的开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形式都具备了。在这里涓涓溪流即将汇成佛教文化在中国大传播、大发展的滔滔江河，并且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海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我们叙述佛教文化初传中国的过程中，也得出了有关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第一，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是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传播。在东汉三国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与同时期的印度文化的发展大体相当，都属于“轴心时代”文化突破之后繁荣发展的阶段。但是，如果仅就宗教形态而言，印度的佛教明显处于高势能的位置。在这个时期，佛教在印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具备了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宗教组织以及活动仪式，并开始大规模地向外传播。而中国的民间信仰如中国自生的宗教道教，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脱离早期方术的阶段，在思想体系和宗教组织等方面远没有佛教完备。“佛教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一种理论深邃，拥有教会组织，强调个人超度的复杂宗教。”“佛教给人的安慰在中国固有迷信中或哲学体系中是无处可寻的。这种安慰并非贵族专有，对所有的等级都佛门广开……新宗教富于想象性，吸引了众多信徒；而传播佛教的僧侣随身带来了卷帙浩繁的经文，使崇拜学问的中国人印象尤深。”^[63]所以，在这个时候，佛教进入中国，就具有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具有了与道教分割中国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实力。

第二，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印度和西域的僧侣深入内地来进行的。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其路途是十分艰险的。他们不畏险阻，翻山越岭，穿越流沙，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为的只是传播他们的信仰，把他们认为的生活真理介绍给这里的人们。实际上，他们在中国传播佛教的过程可能也是充满困难的，语言不通，生活不适，频频遭到人们的误解甚至迫害，这些虽然在文献上没有记载，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种为传播信仰而舍身的精神体现了他们的信仰自信、文化自信，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传播总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传播是不自觉的、附带的，而宗教的传播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僧侣们自觉自愿的行动来实现的。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宗教的传播是与文化交流的大趋势分不开的。汉武帝时，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大为畅通，中国内地和西域的交通和商贸交流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的海上交通也已经开辟，从交趾、广州到印度乃至更远的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航行十分活跃。这就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客观的便利条件。早期佛教进入中国内地，一方面主要是靠西域的交通，佛教在此之前已经传播到这一地区，并且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深通佛教经典的高僧，所以我们看到，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有许多西域各国的僧侣。另一方面，还有从海路直接来的印度僧侣，他们到达交趾地区，再从交趾向内地传教。所以交趾也是早期佛教比较活跃的地区。

第四，早期来华的西域高僧，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事佛经的汉译工作。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僧侣，或多或少有翻译佛教经典，有的人甚至从事译经事业几十年，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籍，为佛教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经籍是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的翻译工作十分重要，为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佛教的基本教义、基本概念和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以研读的文本。

第五，佛教初传中国，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它往往离开了佛教原始的含义，附会中国传统的思想、概念乃至方术信仰来介绍、解释，甚至使用了道教的一些概念词汇。中国人最初也是按照已有的观念系统来理解和接受佛教，比如最初把佛教与黄老之术相提并论，甚至当作黄老之术的一种。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一种文化，特别是宗教，要进入到一种完全陌生的新文化中，就要采取“适应性策略”，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要舍弃自身的一些东西，适应当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按照当地人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而中国人面对佛教这种崭新的宗教和思想观念，也是从自己已有的“接受屏幕”、已有的观念系统来理解和接受，甚至进行某些剪裁和歪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样的传播，经过这样的接受，传到中国的佛教就可能与原来印度的佛教有所不同了，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了。这就为佛教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僧侣和学者不断地加入自己的东西，加入中国文化的内容，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佛教就成了“中国化佛教”。而这样的中国化佛教再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地，就成为中华文化向那里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

第六，值得注意的，就是佛教传播的非功利性。英国当代宗教学者弗兰克·惠林（Frank Whaling）说：“佛陀在他的领悟中接受了一个超越现实、不可抵抗的异象，并且感到非将这个异象超越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界线进行传播不可，而且这个异象被千百万人在所谓的佛教运动中所传播、所改变，并且创造性地当地化。”^[64]佛教向中国的最初传播是以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传播。而中国人接受佛教主要出于探索真理、寻求精神解脱的纯文化动机，这在历代赴印求法的高僧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佛教传播到中国基本上摆脱了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色彩，而中国人也以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态度来接受印度佛教。佛教初入中土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只是为了祛灾得福，求得个人的幸福，基本上没有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只是到了两晋时期，对佛教的利用才逐渐加强，但这始终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面。这种忽视政治功利性的倾向，使得中国佛教徒能真正做到为法捐躯，自觉传法，理解佛教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进行佛教文化的创新。佛教的传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传播、文化的传播，而这种传播又是在和平与平等的对话中进行的。来华的外国僧侣怀着对宗教的热忱传播佛教，却没有文化的傲慢；中国的佛教学者虚心求教求法，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参与对话。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值得特别提起的。

第七，在佛教东传史上，从一开始就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介入和参与。初来的西域僧侣的译经活动，得到了中国文人的帮助，后来又有牟子《理惑论》这样的理论性著作。又往后，知识分子对佛教的热情越高，他们参与的程度就越深。南北朝时名士与高僧的交游，唐代士人与高僧的交游，他们与僧人交好，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友谊，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佛教的接受和热情。而在佛教僧侣的队伍中，还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正是他们西行求法，翻译佛经，阐述佛法，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学者指出，知识阶层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种作用“无论作何估价都不会太高。要知道，外来文化流传中国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传统价值与帝国政治，而士大夫知识阶层正是传统价值之最有力的维护者和社会文化之承袭者。在君主权威的阴影下，他们或许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他们无疑是影响帝国政治中有能量与活力的阶层，对帝国政治的运作乃至君主的意志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何况作为传统之唯一合法的解释者，他们还持有这种极为有效的武器，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导向的社会中，个人对群体，群体对传统的依附乃是绝对的，即使君主也不能例外，正是这个能量极大的社会阶层从根本上影响着官方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深刻制约着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两千年来，佛教传法中国所遇到的主要抗力并非来自民众，而是来自士大夫知识阶层。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佛教同士大夫阶层的契合，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65]。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必须在本土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中取得认同，使它成为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觉事业，不然，它必将长期处于文化表层，而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无立足之地，处于被批判、被阻碍、被排斥、被挑战的地位。^[66]与此相反的例子，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曾在唐代流传一时，但由于没有取得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因而最后昙花一现，没有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留下特别重要的影响和痕迹。而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的时候，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首先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活动，主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则是一条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传教策略。

【注释】

[1]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3]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1页。

[5]［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6]引自［印度］A.L.巴沙姆主编，闵光沛等译：《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9页。

[7]［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149、206页。

[9]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1]［日］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497页。

[1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13]［日］参见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4]［美］R.E.埃墨利克：《中亚的佛教》，《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60页。

[15]［日］汤山明：《从中亚地区对佛教典籍的接受情况来看罗什汉译〈妙法莲华经〉的特色》，《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16]参见［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17]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40页。

[18]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19]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20]［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2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2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25]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163—164页。

[26]胡适：《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6页。

[27]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页。

[2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29]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www.xing528.com)

[30]张怀承：《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3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页。

[33]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0页。

[3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35]［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36]［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宗、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6页。

[37]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8页。

[3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39]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页。

[40]［日］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佛光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4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4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43]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44]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45]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56、88—89页。

[46]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4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48]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49]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5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51]引自［越］陈文玾：《越南佛教史略》，《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32期，1932年。

[5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53]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

[54]［日］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2卷，佛兴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55]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9页。

[5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57]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

[58]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59]［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60]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6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62]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63]［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9页。

[64]［英］弗兰克·惠林：《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传教移植的比较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

[65]刘莘：《论汉晋时期的佛教》，《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66]参见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6—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