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直至三国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初传，主要得益于来自天竺、西域的僧人，他们在中国进行汉译佛经事业，将佛教及其思想传播开来。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初传，他们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也有中原人士开始西行求法，成为后来以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的高僧们的先驱。
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梁启超说：“西行求法之人，此其首也。”[56]
朱士行，法号八戒，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朱士行少年即怀远志，摆脱俗尘，出家为僧。曹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建立戒坛，首创戒度僧制度。当时，朱士行正在洛阳，立志学佛，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中土第一位出家沙门。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出三藏记集·朱士行传》说他“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朱士行在白马寺钻研《小品般若经》，并且开讲，成为最早讲经的中国僧人。但他在研读中感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连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般若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出三藏记集》卷一三记载：“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至陈留仓垣水南寺。”
朱士行西行求法早于法显140年。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带领弟子数人从雍州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越过流沙到于阗国，看到《大品般若经》梵本。他在那里抄写此经，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人将抄写的此经送回洛阳。于阗是天山南麓的东西交通要道，虽然此地大乘已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对朱士行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等人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他要求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 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其弟子弗如檀等10人终于在西晋太康三年（282）将该经送回洛阳，此时离他们到于阗国已有20余年。弗如檀等人回国后，朱士行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80岁。
西晋元康元年（291），陈留仓垣水南寺天竺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该经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www.xing528.com)
朱士行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的也不够完全，但在当时影响却很大。高僧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派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回到中山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空前盛况。
后世的佛教学者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吕澂说：“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这种为法热忱是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的。”[57]向世陵更指出了朱士行西行求法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深远意义，其中说道：
甘露五年（260），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值得留意的日子。这一天朱士行开始踏上了西去的道路。中国学术在经历了数千年以我为中心的自我发展之后，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域外学术的清新和魅力。要使自己的学术能得以长进，就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中华文化自此开始了绵延至今的西行留学“取经”之路。[58]
安世高、安玄、支娄迦谶、支曜、竺佛朔、康巨、康孟详等西域佛教学者来到中国内地，在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下，将许多的佛教经典译成汉文，由此把佛学思想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哲学和思想史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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