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越南地区的交趾是中国早期佛教南传和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交汇处。但是，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到越南地区的，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前面提到，西域作为佛教最早东传的主要通道，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许多佛教研究者都持这一种看法。所以，一些人认为，交趾地区的佛教也是在中原接受了佛教之后传过来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说：“中国接受了佛教影响之后，就产生了反应，它大大地帮助了佛教的发展。凡汉文所及的地方，就是说，南至越南，北至高丽，佛教亦随之而传播。”[51]
但也有人认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可能并不止这一条路线，因为当时南海交通已经开辟，所以还有可能从南边海路由印度直接传入。汉代以后，越南地区成为印度与中国海上交通的要道。海上道路的开辟，使佛教由海路向内传播成为可能。因此，梁启超认为：
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52]
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2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53]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依据在山东、江苏、四川等地所发现的石刻造像，推论佛教最早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很大。他指出：“历来都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路线是由中亚经西域而传入中国，但如果孔望山的石像确认是佛像，而且是后汉之物，那么，佛教最早是经由南海航路传播到中国的东海岸一带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条南海航路，从相当古老的时期就已发达，佛教通过这条航路传入中国东海岸，也是相当有可能的。”[54]
有的研究者推断，交州地区最初的佛教传播是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大批印度或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商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交州，他们随船带来了许多佛教僧侣，或许他们本身就是信佛的居士，越人在其熏陶之下，逐渐接受了佛教。因此，在中原地区佛教兴盛不久，江东吴地佛法初起之时，交州佛教业已由海上传来，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交州地区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海路来华的西域、扶南等地的高僧往往由此北上，至中原弘教，交州地区起到了佛教由海路向中国传播的桥梁作用。冯承钧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55]交州与扶南接壤，而扶南与印度有往来，受印度文化影响。扶南为佛教东传的中继站，从陆路可通交趾，其重要性与西域的于阗、龟兹相同。(www.xing528.com)
汉末士燮任交趾太守，在郡40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士燮本人钻研儒学，但不排斥佛教，与印度僧达摩耆域及丘陀罗同出游玩。《三国志·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交趾是海港，胡商一定不少，其中有佛教徒和胡僧可以想见，他们以佛教礼仪来迎送太守。
东汉末年南下避乱的中原人士有牟子，著《理惑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影响。另一位从中原来的康僧会也对佛教在越南地区的传播有很大影响。又有西域高僧支疆梁，于东吴五凤二年（255）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6卷，由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
汉末三国之际，交州佛教的发展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牟子《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交州地区的僧侣已经有一整套的僧规戒律。在康僧会到东吴之前，交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佛寺。《岭南摭怪》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汉献帝时，太守筑城于平安江边，城之南有佛寺名福胜寺，有西来僧人伽罗阇黎住持此寺，知独脚之法，男女老少信慕敬奉，号为尊师，人人皆求学佛道。
3世纪时，中国高僧法显等人西行求经，多取道交趾，更带动了那里的崇佛风尚，信佛者日益增多，当地的僧侣也多以谙通汉语为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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