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初传的历史形态

杜继文指出：“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的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200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信仰变为多数人信仰，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颍川、南阳、临淮、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的发展的形势。”^[45]

佛教在中国的初传，以及最早的译经事业基本在洛阳进行，洛阳最先成为佛教中心。后传到丹阳、彭城、广陵等地，即江淮流域。楚王英的领地是以彭城为中心，丹阳人笮融督管广陵、彭城、下邳运漕，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建造浮屠寺，课读佛教，可见江南佛教已经流行。汉灵帝末年，关中一带百姓，逃难到江南，佛教也跟着传到淮河和长江流域。之后，又传到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态势。可见，在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佛教已经有了初步的传播，人们对佛教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国时期，佛教在朝廷和上层社会的倡导和支持下，迅速地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此时的佛教传播，仍然是以翻译佛经活动为主，一批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曹魏初期，佛教作为黄老之术的一种，一度消沉，因此洛阳佛教也呈沉寂的态势。但到了嘉平年间以后，佛教渐兴，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僧人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支谦和康僧会等人的译经布教活动，使吴地的佛教兴盛一时，吴都建邺则发展成为佛教重镇，成为江南佛教中心。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开始出现了佛寺等佛教建筑。汉明帝时就已有佛寺出现，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的奏议说：“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说明当时的佛寺是为西域僧侣居住和过宗教生活使用的。

东汉末年，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据郦道元《水经注·汳水篇》说：“汳水又东径梁国睢阳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说：“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径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雕落略尽矣。”史载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祠，但没有说有佛像。汉桓帝在宫中祠黄老、浮屠时有没有祭佛像不得而知。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史籍中关于建寺祠佛像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正值汉地神仙方术盛行之际，人们对佛教哲学思想不甚深悉，还没有把佛教与黄老方术区别开来，而是把佛教理解为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所以当时是“佛老”并称。方立天说：“佛教的教理也被视为‘清虚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46]佛教在初传中国之时，与当时流行的道术互为混杂。楚王英是将中国的“黄老”和印度的“浮屠”不加区别，同时崇拜，将佛陀当做神来祭祀，当做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襄楷讲佛教教义是为了劝谏桓帝不要胡作非为，但桓帝祀浮屠，显然不是因为信奉佛教的教义和伦理，而是把佛教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同等看待。

总之，在佛教初传之时，佛陀常被当做禳灾祈福的神灵来信仰。汤用彤认为：“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借老子化胡之说，会通双方教理，遂至帝王列二氏而并祭，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固毫不可怪也。”^[47]

佛教还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用语，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思想。早期译经把“涅槃”叫“无为”。襄楷的奏文称佛教为“道”，并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完全是老子的思想。《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牟子《理惑论》称佛教为“佛道”，仿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以叙佛理，并且说：“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这正如朱熹所说：“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甕破釜。”（《朱子语类》）

任继愈认为，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人们是“用当时当地的中国流行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思想来认识佛教的。一种新的宗教思想信仰，传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间，并要求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教者要善于迎合当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并且采取一些办法以满足他们的要求”^[48]。他指出：(www.xing528.com)

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属于佛、道融合时期，它依附于方术、道士；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属于佛玄融合时期，它依附于玄学，并在依附的情形下逐渐得到滋长。^[49]

佛教就是这样逐渐在中国土地扎根、从上层走向下层，在社会上流传起来。

一种宗教要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首先要适应这个文化环境，并且用这种文化能够理解的语言、概念和思想系统来解释，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规律性特点。佛教初入中国时，往往借助某些方术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汉代神仙方术，往往通过符咒、治病、占星、禳灾、祈福、预言祸福来吸引信徒群众。汉代佛教徒也往往迎合当时社会上的神仙方术之士、道士们的传教手法，兼用占卜验卦、预卜吉凶、看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那些来到中国的西域高僧，都会一些方术。《高僧传·佛图澄》说：“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续高僧传·菩提流支》说：“支咒水上涌，旁僧嘉叹大圣人。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安世高、康僧会等都具有这些方术手段。梁启超指出：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借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50]

佛教初入中国得到流传推广，还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接纳和扶植有密切的联系。道安在总结早期佛教的传播时得出结论：“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 前文多次提到楚王英的事迹，他本身就是大贵族，最初的佛教就是依附于他才开展活动的。而楚王英又得到汉明帝的支持，明帝为他下了一道诏书，这在客观上对佛教的传播有推动作用。前面还提到明帝“感梦遣使求法” 的故事，说明汉明帝是支持佛教的。但后来由于楚王英谋反，明帝转而打击佛教，因而在此后近百年里，中国史书几乎没有关于佛教的正式记载。直到后来桓帝信奉佛教，在宫中设“浮屠之祠”。因为皇帝的提倡，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不仅仅限于宫中，也不仅是王公、贵族，老百姓中也有信佛的人了。

三国之时，东吴孙权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战乱中逃到江南的西域高僧支谦找到孙权，被孙权“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并在孙权的大力支持下，从黄武元年（222）开始，用了30年时间，译出佛经36部。东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由交趾来到东吴的首都建业，也是借助孙权的力量弘扬佛法的。孙权为他建寺，“以始有佛寺，故号为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佛法大兴”（《高僧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影响随着佛教东传的逐步展开而日益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