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汉末三国的佛经汉译

《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汉译佛经。但这只是为汉明帝个人阅览之用，明帝将它收藏起来，并没有得到流传。真正的汉译佛经事业，是在汉末和三国时期开始的。据《开元释教录》所记，在此时期内有译师10人，译出经论146部221卷，翻译地点大多是在洛阳。此外有“失译经”，即不知译者的经论141部158卷。这10位译师中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安息的系统，二是月支的系统。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次第禅门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当时的发扬起主要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著称。月支系统是大乘学派，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修行思想，为佛教在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以博学多知见长。

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者有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人安世高，他们是东汉时期最重要的译经家。据说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父王死后，他“深悟苦、空，厌离名器”，把王位让给了叔父，自己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他曾游历西域各国，通晓各国语言。《高僧传》卷一说，安世高“幼以孝行见称，加以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出三藏记集》卷一三说，安世高是一位集通晓天文、风角、医学于一身的博学的佛教学者，在西域各国远近闻名。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安世高至洛阳，未久即通达汉语，开始翻译禅经及阿含部类经典，到汉灵帝建宁年间为止，翻译工作长达20余年。安世高在中国之时，爆发了黄巾起义，整个黄河流域处在动乱之中。安世高因“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从洛阳转到江南一带活动。《高僧传》记载了安世高在南行途中颇多的灵异事迹，其中多为逆知前生因果等事。他南行先经庐山、南昌等地，后到广州，最后又到了浙江，在会稽圆寂。

安世高的佛经翻译工作历来各种经录多有记载。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所列的安世高译经共35种41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种26卷，属于阿含的16种，属于修持的5种，属于阿毗昙的1种。东汉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说，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由安世高口译而由他人执笔成书。如《十二因缘经》在别的经录里被称为《安侯口解》。但安世高的翻译仍以笔译为主，他的译文条理清楚，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总的来说仍偏于直译。道安评价说，安世高“译梵为晋，微显阐幽”，“言古文悉，义妙理婉”，“辞旨雅密，正而不艳”，“世高所出，贵本不饰”。唐代智升编的《开元释教录》称其所译文风“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所以，安世高的翻译，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指出：“当然在此之前，或许有些无名的译经者，但都是一些断简的经文或小部分的译经而已，或是由口授的传述而译为汉语，但有组织的译经者，最初当属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特别是安世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以最初翻译经典而最享盛名者，故其地位自极为重要。”^[40]梁启超更称誉安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41]

大月氏国人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至洛阳，以秉持佛法、持戒精勤著名。在汉灵帝光和至中平年间，他在洛阳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支娄迦谶在洛阳从事10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之后却不知去向了。支娄迦谶译出的佛经，确切部数很难确定。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3种。另外，道安从译文体裁上认为似属支娄迦谶所译的有9种。支娄迦谶除了独自翻译佛经外，有时还和早来的天竺人竺佛朔（也称竺朔佛）合作翻译。影响最大的《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就是两人共同翻译的。竺佛朔从天竺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光和二年（179）把它译成汉文。僧佑《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说：“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可知《道行般若经》是由竺佛朔宣读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同年10月，竺佛朔在洛阳与支娄迦谶还共同翻译了《般舟三昧经》。

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由于有安世高的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在遣词造句方面已积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支娄迦谶的译文比较流畅，能尽量保全原意，故多用音译。后人说他译文的特点是“辞质多胡音”。支愍度评价说，支娄迦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合首楞严经记》）。说明支娄迦谶的译经，质胜于文。《开元释教录》称其所译“审得本旨，曾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

东汉时期，自古印度和西域来到汉地的佛经翻译家中，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最有影响的两个。在桓帝、灵帝、献帝时代，还有安玄、竺佛朔、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人，他们的翻译活动也很活跃。东汉可考的译师有12人（其中有3人的译著7部19卷全部佚失无存），连失译部分在内共出经300余部400多卷，现仅存97部134卷。

安息商人安玄，晚安世高40年到洛阳。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安玄与严佛调合作翻译了《法镜经》5部8卷。翻译这部《法镜经》时，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所问经》《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的同本异译，是阐明在家修菩萨的大乘经典。此经特别为“居家开士”（在家菩萨）说法，把“救护众生”“度脱众生”作为信奉佛教的第一大誓，以“布施”为中心，概述了“六度”的修道方法，这些大异于早期佛教的思想。后人对这部译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康僧会说：“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斯二贤者，年在龆龀，弘志圣业，钩陈致远，穷神达幽，愍世朦惑，不睹大雅，竭思译传，斯经景模。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法镜经度》）僧佑评价说：“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高僧传·支娄迦谶》）由此可见，安玄翻译的佛经，尽管仅此一部，但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部《法镜经》流传到江南后，由康僧会注释并作序。

西域人支曜，从姓氏判断可能是大月氏人，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抵达洛阳，先后译出《阿那律八念经》《成具光明定意经》等大小乘经10部11卷。汉灵帝时来到洛阳的还有康巨，译有《问地狱事经》1卷。梁慧皎称赞他的译经“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康居国人康孟详是在汉灵、献间来到洛阳的，《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记载：“次有康孟详者，其先康居人也。译出《中本起》。”《中本起经》是宣传释迦牟尼出生、成长、出家修道、传教的经典。据说，此经的梵本是昙果从迦维罗卫带来的。康孟详所译的佛经，文辞雅驯，译笔流利，在当时很有影响。

汉末三国时期，曹魏有昙柯迦罗（法时）、康僧铠等译经僧来华。译师6人，共出经12部（不包括失译在内），现存11部17卷。孙吴有康僧会及支谦优婆塞。译著者6人，现存58部84卷（包括失译在内）。

昙柯迦罗是中天竺人。他精通婆罗门教义、风云星宿和图谶运变，自认天下文理皆已入于胸中。25岁那年，他在一座僧舍偶然见到一部法胜著的《毗昙经》，随手拿来翻翻，竟茫然不解。认真重读一遍，还是不知所云。于是请一位比丘略为解说。听讲之后，很快就领悟了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佛教基本观点，始知佛法博大精深，非俗书可比。他决心放弃荣华富贵，出家为僧，精苦修行，诵习了大小乘经典，成为一位很有修养的佛教学者。曹魏嘉平中，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佛教传入中原虽已有时，但此前译出的都属于经部和论部，律部还未有人翻译。因此，中国僧人不知有戒法，也都未受戒。为了矫正弊俗，昙柯迦罗邀集了一批梵僧和胡僧，严格按照佛律，在所住寺院“大行佛法”。他们正规的佛门行仪很快引起了众僧的注意和欣羡，于是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感到，律部的各种规制复杂，文字也很繁琐，中国僧众不易一下子掌握，于是选择了比较实用的大众部律典，节译出《僧祇戒心》一书，供僧徒们早晚行事应用。又请印度和西域僧人担任戒师，为中国僧徒受戒。中国的佛教戒律正是从此开始的。

康僧铠于曹魏嘉平四年（252）至洛阳，于白马寺译经。他译出的《无量寿经》为净土宗根本的经典之一。

康僧会先祖为康居国人，其父原居印度，因经商而移居交趾。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说：“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孙吴赤乌十年（247），他由海路抵达建业，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吴主孙权初见沙门，疑为矫异，问其有何灵验？康僧会回答说：“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孙权以为夸诞，对他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经三七日，果得舍利，五色光焰照曜瓶上，举朝集观，置舍利于铁砧上，使力士击之，砧、锤俱陷，舍利无损。孙权叹为神异，为之建寺，号建初寺，其地名佛陀里，于是佛法在东吴开始兴起。佛教史籍将康僧会的传教活动作为江南佛教兴起的开端。

康僧会很崇敬安世高，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帮助陈慧注解了《安般守意经》。康僧会译出了许多佛教经典，但他的佛学撰著比其译经影响更大。佛教史学界评价他的经注和经序“辞趣雅赡，义旨微密，并见重后世”。汤用彤说康僧会“生于中国，深悉华文，其地位重要在撰述，而不在翻译”^[42]。(www.xing528.com)

康僧会把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调和起来，尤其是把佛教中出世的思想改造成儒家所崇尚的治世安民精神，说明佛教在初传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与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相适应的问题。《高僧传·康僧会》说他“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对佛教经典和儒家经典都十分精通，公开提倡“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他的思想同孟子思想尤为接近，提出“正心”说，并把小乘的“正心”糅合进大乘的“救世”之中。主张“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贪，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康僧会追求的是“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妻贞”的伦理关系，而这也正是儒家所要实现的伦理理想。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来到中国。支谦曾受业于支谶弟子支亮。因为孙权讲解佛经中的深隐之义，令其无有疑惑，遂被拜为博士。据《高僧传》记载，支谦通晓6国语言，博览汉地典籍，参加过许多部佛经的翻译工作。《开元释教录》记载，支谦所翻译的经典共88部118卷，并称其译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支愍度赞扬他说：“越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合首楞严经记》）支谦所译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在“深入”原著的基础上力求文丽、简约，并且为了适合汉人的口味，多用意译代替音译。支谦后隐居于穷隆山，持守五戒，不涉俗务，终老山中。支娄迦谶、支亮、支谦三人学问渊博，时人赞扬道：“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谦最重要的译经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改译本，原译的晦涩诘诎处，大部改得通畅可读。此处所谓“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无极”则是支谦添加的，是对“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维摩诘经》同《道行般若经》的空观思想相通，《维摩诗经》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至后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也有重译本，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比《道行般若经》的影响还要深远。

支谦与康僧会作为三国时期两位主要译经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由于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译述不但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中国传统的名词与理论来表述佛教思想，表现出了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趋势，也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发展。

汉末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是汉译佛经事业的初创阶段。蒋维乔说：“当时翻经之处，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以保护。不过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或成书于行旅之际，或就大部中抽译一二。”^[43]虽然这一时期的佛经译出的数量不少，但还都是些断章零品。到中国来的印度僧人往往按照印度习俗，以口授相传的方式弘法。他们往往将暗诵与口授相结合来翻译佛经。这时译经的过程是：（1）由梵僧甲任译主诵出；（2）由梵僧乙笔受为梵文；（3）由梵僧丙用汉语宣译；（4）由汉地僧人或居士笔录为汉文。

如果梵僧的汉语程度比较高，翻译的过程也可以简化暗诵和笔受两个程序。由于当时来华的僧人多是来自西域，汉语的修养有限，而执笔传写的汉人对佛教的教义和梵文的语法又缺乏了解，所以译出的佛经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译名不规范，甚至不准确。宋僧赞宁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咫尺千里，觌面难通”。（《高僧传》）

季羡林总结了汉末三国时期佛经汉译工作的特点，他概括了这样几条：

（1）从事译经的主要是西域人，汉人仅有几个人，可见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经过中亚民族的媒介。

（2）当时所译佛经，大乘小乘都有，而大乘空宗似占上风。《般若经》译本之多，值得注意。

（3）大体上来看，翻译初期主要是直译，但也有一些是意译的。

（4）支谦、康僧会在翻译过程中，也以中国的一些名词和理论附会佛教。

（5）最早翻译过来的佛经已经有禅学的内容，但研究中国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从安世高到菩提达摩这400来年的禅法史。^[44]

安世高、安玄、支基迦谶、支曜、竺佛朔、康巨、康孟详等西域佛教学者来到中国内地，在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下，将许多的佛教经典译成汉文，由此把佛学思想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哲学和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