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典是和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在东汉至三国时的佛教初传期，汉译佛经是主要的活动形式之一。实际上，不仅是这一时期，在以后的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汉译佛经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业。因为“没有可供中国信众阅读的佛教典籍，佛教在中国就无法传播，更谈不上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因此，佛教典籍的翻译就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首要任务”[30]。在佛教文化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佛经的翻译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文化工程，中印文化的交往始终以佛经的翻译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源源不断的营养，中国佛教才得以获得大的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
印度佛经（梵文、布拉克利特文和巴利文）的汉译经文，分阶段地延续了近10个世纪。最早的汉译佛经被断代为公元2世纪下半叶，最后的译经则应断代为11世纪。它们覆盖了印度和佛教化地区的所有佛教教派，形成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经文——大约有4000万左右的汉字和1692种经目，其中的某些经文在不同时代曾被多次翻译。这就是在曾被用作佛经传播工具的亚洲各种语言中，现存的有关经藏（被归于佛陀的说法）、律藏、论藏、经院哲学文献的最丰富和最广泛的史料。[31]
前述大月氏人口授佛经，被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汉明帝从西域请来两位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分别译出《四十二章经》1卷和大乘经典佛传4部15卷。严佛调的事迹也是和翻译佛经联系在一起的。初期来华的天竺、西域高僧，不辞艰劳，穿越流沙峻岭，远道而来，开创传法、译经先河，参与了汉译佛经的事业，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据现存文献记载，佛典汉译从东汉后期开始，到北宋中期废止译经院止，大规模的汉语佛典翻译工作持续了900余年，有名姓记载的佛教翻译家有200余名，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还不包括没有收录的“藏外”典籍。这样庞大的数字已经表明，这是一项多么宏大的事业。
从开始翻译佛教典籍开始，佛教文献“sutra”（修多罗）就被称为“经”。在汉语的语境中，“经”的寓意为圣人之教，是不变的道理，恒常不变之道。只要是翻译佛教经典，其内容不管是经，是律，抑或是论，通常均以“经” 称呼。例如，将罗什译的《大智度论》称为“摩诃衍经”，僧伽提婆的《三法度论》，慧远常称之为《三法度经》。当然，应称为律却以经命名者很多，如《沙弥十戒经》《舍利弗问经》《大爱道比丘尼经》《迦叶禁戒经》等。正如僧肇解释“经”为：“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维摩经卷》）梁法云在《章义记卷》中说：“经者盖是佛教之通名，圣语之别号，然经之为义，本训常训法，常是不坏之称，法是可轨为目。”
总之，“经”就是记载圣人尊贵教法的书籍——经书，这一观念通行于初期的中国佛教界。(www.xing528.com)
所谓佛经汉译，就是指将梵本或其他西域语言版本的佛典翻译为汉文，从事译经的僧侣称为“译经僧”，翻译经典的场所叫“译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称作“四大翻译家”的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他们是历代从事佛经汉译工作的中外僧人的杰出代表。这4位大翻译家，其中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是东来弘传佛法的外国佛学大师，玄奘则是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另外，像竺法护、菩提流支、善无畏、义净、金刚智、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佛典翻译家。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译经事业，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在我国的佛教史和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由于他们突出的贡献，佛教典籍被系统地译介到我国，从而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僧佑《出三藏记集》概括了早期佛经翻译的成就，他说：“提、什举其宏纲，安、远振其奥领，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像法得人于斯为盛。”
持续近千年、多达几千卷的佛经汉译，是一项极为庞大的文化工程，是一项极其壮丽辉煌的文化事业。或者如钱穆所说：“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绝大事业。”[32]从最早来华的西域胡僧，到前赴后继的中国佛教学者，都为这项伟大的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这种热情源自他们高尚的宗教热忱，更来自于崇高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至后秦之后，从鸠摩罗什开始，译经活动就纳入到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成为国家组织提供财政和人力支持的国家文化事业，从后秦一直到唐宋，译经活动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样，既有僧人们高度的热情，又有上层社会的全力支持，汉译佛经终成了一项极其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壮举。正如孙昌武指出：汉译佛经事业“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其贡献首先是在中国传播并发展了佛教；而对于中华文明发展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和贡献更是不可估量的。佛典本来是佛教教理、教义的载体，更包含了古代印度、西域文化、学术方面十分丰富多彩的内容。所以它们除了作为宗教圣典的意义而外，又具有多方面的、极其巨大的文化、学术价值”[33]。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思想、精神文化乃至科学发明等重要的文化要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书籍来传播的。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向朝鲜、日本传播过程中，中国输出了丰富的学术典籍包括数量巨大的汉译佛经，以至于朝鲜、日本至今仍有极为丰富的汉籍收藏。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汉译佛经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庞大的汉译佛经，为历代的佛教信徒和佛教学者提供了完整的、丰富的可供研读和探索的文本，为他们崇高的信仰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不仅如此，这么庞大的佛教典籍，为中国的典籍文献增加了极为丰富的收藏，极大地充实了中国的典籍宝库，同时对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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