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佛教入中国的前期史迹现在只存几根记里的大石柱子：
（1）第一世纪中叶，楚王英奉佛一案。
（2）第二世纪中叶，桓帝在宫中祠祀浮屠老子。
（3）同时（166），襄楷上书称引佛教典故。
（4）第二世纪晚期，长江下游，扬州、徐州一带，有笮融大宣佛教，大作佛事。
（5）同时，交州有《牟子理惑论》的护教著作。
这三期五事，我们应该明白承认作记里的石柱，可以用来评判别的史料，而不用别的史料来怀疑这五根柱子……
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把这三期五事排成时间与空间的五座记里柱：时间自下而上推，空间则自南而北推，然后可知佛教初来中国时的史迹大概。[26](www.xing528.com)
孙昌武认为，胡适列举的“五事”，“作为汉代佛教流传情况仅有的可靠文字记录，仍是研究早期中国佛教的主要依据”[27]。
胡适列举的第一个“柱子”是东汉楚王英奉佛事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还不是公开的，传播的范围主要是上层社会，信仰佛教的人只局限于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物。楚王刘英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佛教的上层人物。
楚王刘英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的异母弟弟。刘英年轻时好游侠，结交宾客，在建武十五年（39）封为楚公，十七年（41）晋爵为王，二十八年（52）就国。刘英在晚年的时候，更喜黄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刘英可能在封国内的某些做法、行为有违人臣之礼，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30匹送到朝廷赎罪，说：“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不计过失，下诏安慰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
《后汉书》的这一记载，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史料。文中所说“浮屠”“浮图”是“佛陀”的古译，“伊蒲塞”是“优婆塞”的古译，是在家佛教徒的称号，“桑门”是“沙门”的古译，是出家佛教徒的通称。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已取得贵族的信奉，楚王门下有不少在家和出家的佛教徒。而且明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楚王英，反而予以慰藉。表明当时明帝对他信奉佛教是知道的而且并不反感。
楚王英的故事表明，佛教刚刚传入之时，人们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将黄老与浮屠并行祭祀，佛陀被认为是一种能庇佑人们的神祇，通过祭祀可以向佛陀祈求福祥。刘英信奉佛教，不但要受“斋戒”，而且要行祭祀。明帝的退赎诏文下达之后，刘英遂又“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在他所招的方士中，就有不少信奉佛教的沙门和居士。明帝对刘英奉佛不但不进行惩罚，反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这说明佛教在当时已有流传，并在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就在明帝下诏之后几年，永平十三年（70），有人告发刘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后汉书·楚王英传》）。
汉明帝虽然“以亲亲不忍”没有诛杀刘英，但对于楚王英一案追究很严，诛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谄，坐死徙者以千数”。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3000余人，桑门、伊蒲塞当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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