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佛教东传的中转站

汉武帝时，张骞通使西域，打开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大通道丝绸之路，此后，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频繁。正是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通过西域传到了中国内地。汤用彤说：“佛法来华，先经西域。在汉代，我国佛教渊源，首称大月氏、安息与康居三国。”^[10]

西域是中西交通的历史文化走廊。自古以来，西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枢纽。在古代，西域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有名的横亘东西的文化交流大动脉丝绸之路就途经西域。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域更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大佛东行的主要通道。西域被佛教僧侣视为“小西天”，或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说：

佛教究竟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立白马寺或稍前楚王英信仰佛教，即后汉初佛教传入中国无疑。……其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11]

前3世纪以后，由于印度阿育王的支持和帮助，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北传佛教首先传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在前2世纪，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已流行佛教，约在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进希腊人统治的大夏。这时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领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抵印度河流域，是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有很多的希腊和马其顿的移民，也有许多希腊化城市。汉译《那先比丘经》（南传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就反映了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城市国家舍竭初传的情况。舍竭国王弥兰陀是希腊人，他向来自罽宾的那先比丘征询佛教教义，他们就沙门性质、人生本质、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陀其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弥兰陀王非常赞赏那先的观点，决定日供八百沙门，凡那先所欲，皆可从王取之，以为“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他物品。

佛教传进大夏后继续向西北流动，至迟在公元前后交替之际安息（帕提亚）已有佛教传播。此时的安息为中亚的一个大国，前2世纪已吞并大夏和印度西北的一部分，到前1世纪已领有西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这些地方都有接触佛教的条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尔拉巴特盆地的安息旧址，已发现一些1—2世纪的佛塔遗址。

前130年左右，大月氏迁入大夏地区，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至迟在前1世纪时，大月氏由于受大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已开始信仰佛教。在贵霜王国建立并占领印度广大领土以后，佛教便在大月氏所占领的地方广为传播，迦腻色迦王更是大力倡导佛教，佛教取得很大发展。大约前1世纪后半叶，佛教传入于阗、龟兹、疏勒、若羌、高昌等地。首先把佛教传入西域于阗的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他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阿罗汉，他劝说于阗王建造覆盆浮图，归信佛教，以佑王祚。王果感得罗睺罗变形为佛，遂造赞摩大寺供养，时当前1世纪，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据此，于阗佛教一开始就与崇拜偶像有关。于阗自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也是佛教传进的必经之路，同罽宾、于阗、疏勒以及天竺交往颇频繁。龟兹王室也崇信佛教。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应早于龟兹。《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元初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勒王。《大唐西域记》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蓝。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回国为王，即在疏勒推广佛教。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此后疏勒历代国王大都提倡佛教。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3世纪时，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的已有不少，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

梁启超认为，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大月氏人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

后汉一代，中国月氏之交通，即中国印度之交通也。考中国佛教最古之史迹三，而皆与月氏有关系。其一，汉武帝时，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始闻有“浮屠”之教（《魏书·释老志》）。当时……大夏，即月氏所臣服也。其二，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最初传译佛经者，实月氏使臣也。其三，明帝梦金人，因傅毅之对，乃于永平七年遣蔡愔、秦景、王遵等适天竺求佛经像，愔等至月氏，与迦叶摩腾、竺法兰偕，赍经像以归。是当时所谓通印度者，即通月氏也。……佛教既遍被西域，乃由西域间接输入中国。^[12]

当时，西域各地主要流传的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为说明万法的因果关系，创立“六因说”，把“因”分为6种，把“缘” 分为4种，把“果”分为5种，并加以诠释与发挥，据以建立因、缘、果的完整架构，这就是著名的“六因、四缘、五果”的理论系统。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

从佛教流传的初期起，各种佛典不断地被译为各种中亚语言，如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于阗语，之后又译为突厥语。^[13]这些中亚语言释义的佛经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印度佛典了。从当时人们对佛经翻译的抱怨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一些情况：“一位于阗诗人的抱怨是很典型的：‘于阗人认为于阗语的（佛）法没有价值。他们对印地语的法典的理解糟糕透顶。于阗语的法典在他们眼里似乎不是法，在汉人眼里，法则是汉语的。’这位诗人一定是特别感到心灰意冷，因为于阗布道僧如提云般若、实叉难陀和尸罗达摩在洛阳和长安为汉译经所做的努力受到如此微薄的赞赏。”^[14]日本学者汤山明指出：

关于中亚佛教的特征，根据我的“假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注释性”的传承……有关中亚的佛教典籍，简单概括起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在语言方面，文法和文体上都有过增减或改变。……中亚佛教的受容，是追求经典的简明易懂，以取得民众的接受。而且这种受容有着它“解释性”的风土，即专门的僧侣迫于要求理论上的明白解释。^[15]

此外，据有关学者研究，在佛本生谭等作品中已有与梵本很不同的东西。^[16]这说明印度佛经在中亚转译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吕澂也指出：

中国初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通过西域得来的。……佛经经过西域文的翻译而成为“胡本”，传入内地的佛经，就是用这种“胡本”翻译的，在文字的转换中，自然会有些改动，再经过译者因学说师承不同作些变改，西域佛学，不能说与印度的完全一样。^[17](www.xing528.com)

自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后的几百年间，西域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图像、寺庙和石窟等佛教建筑开始在西域大地出现，佛窟成群，塔寺林立，浮雕、立雕的大小佛像琳琅满目。不仅雕塑技艺高超，佛教的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和佛教演讲辩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各国佛事频繁，高僧辈出，年年举行盛大的佛会。同时，西域佛教也在不断演化，产生了不同佛教宗派。

西域佛教兴起以后，就开始向内地传播。西域各国派往中原王朝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往返于两地商人中就可能有佛教徒。此后，常有内地僧人到西域取经求法，赴内地的西域高僧也将自己的思想、学风等带到了中原，与中原地区的高僧共同相处，探讨佛学真谛，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和佛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吕澂指出：

中国佛学一开始就与西域发生关系，因为内地的佛学，最初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通过西域传来的，有的甚至是西域的佛学。^[18]

蒋维乔指出：

翻译者多来自安息、康居、月支、兜佉勒（中央亚细亚地方）及西域、罽宾等处。西域者，今天山南路各地是也。罗什，西域龟兹国人也。于阗国亦属西域，其国与大乘佛教，关系极深。中国大乘教重要经典，皆来自于阗。……西域诸国，夙行佛教，于是辗转传入中国。^[19]

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的西部，从敦煌进入中国内地，一条通往中国的“佛教之路”形成了。在这条充满着艰险和信仰激情的大路上，西去求法的中国僧侣，东来传教的西域教徒，筚路蓝缕，相望于道，不绝于途。而同样是在这条大路上，遗存着无数的佛教东传的遗址、遗迹，有寺庙的遗址、精美的壁画、荒芜的塔冢，以及壮观无比的遍布沿途的佛教石窟。通过这条大路，佛教、佛经，佛教的绘画、建筑、音乐艺术，以及佛教所携带的、所裹挟的印度和沿途民族的艺术、医学、天文学、哲学和逻辑学等等，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这又是一条文化之路，文化传播之路。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指出：

事实上，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得知。它可能从西北慢慢渗入，经过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上的两条支线在敦煌进入中国，并且从那里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那里正是后汉都城洛阳坐落的地方。……佛教首先必须依赖那些原本携有佛教信仰的外国人维持其存在，他们包括商人、难民、使节和人质。^[20]

学术界和佛教界普遍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大月氏使臣在汉朝口授佛经，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篇末的注中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是“佛陀”的早期译语，即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浮屠经》实际上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是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

由于在前1世纪以前，尚没有成文的佛教经典，佛教的传播是通过口授佛经进行的，直到东汉时我国早期的佛经，也多为口授。伊存口授佛经的故事标志着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中国人也正式接触到佛教了。

梁启超认为：“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21]汤用彤也认为：“伊存是否实以此年中曾至中国，不能妄断。但自张骞通使以来，葱岭以西诸国皆颇有使者东来，则大月氏是时有使人至中国，亦可信也。……则谓伊存使汉，博士弟子景卢受经，或较为确实也。”^[22]汤用彤还进一步指出，伊存的故事“可注意者，盖有三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由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23]。

任继愈认为：“博士弟子景庐之所以愿意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说明这种宗教信仰已经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24]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和佛教界的定论。但是，当时，这只是一个开始，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

西域是佛教东传的主要中转站，是主要的通道。但是，佛教初入中国可能并不只有这一条道路。上一章介绍印度与中国的早期关系时提到，古代中印之间有三条主要交通通道，即西域一条“雪山道”，南海一条海上的交通道路，还有西南通道“中印缅道”。那么，除了通过西域的“雪山道”之外，佛教也可能通过海上的通道和“中印缅道”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从南海经海路传入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过。

由中国经缅甸达印度，在东汉三国间这条道是相通的。中国僧人可结队成行去印度，印度僧人带经像由此道来华传教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在早期来华僧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经由此道的，这些僧人不仅驻足于四川或长江沿线，也有由此北上东洛的，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来华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或经由此道。腾、兰俱为中天竺人，且在《四川通志》中曾记载大邑雾中山寺为腾、兰于永平十六年（73）创建。^[25]

这个记述也颇值得注意。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四川就应为佛教进入中国最早的地点和通道了。宗教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并且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所以很难确切地指出哪一件事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哪一条路线是最初的传播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