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播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羡林指出：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东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1]

其实不仅是季羡林，还有许多学者论述过佛教东传的重大意义。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佛教“对中国文明所造成的威胁较19世纪西方文化的挑战更为直接，中国对佛教的涵化是它近代以前对外来文化最伟大的借鉴”^[2]。

一般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时代，而真正开始大规模传播，则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突破，开启全面独立发展的态势；经历了秦汉时代的辉煌时期，进入到中华文化的成熟之境，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选择以及寻求新的发展的变革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裹挟着巨大的文化群浩浩荡荡从西域传来，带给中国人一种全新的文化信息、文化内涵和文化体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和发展的动力。正是佛教的进入，打开了中华文化向新的阶段发展的突破口。所以，在佛教进入之初，就造成了可能引起巨大反响和影响的态势。

佛教是以一种新的宗教形态传入中国的。在当时中国，原始宗教还具有一定的影响，民间信仰比较活跃，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还正处于最初的成长阶段，还不是很成熟、发达。佛教则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宗教体系，它具有完备的经典、明确的信仰、严密的僧团组织，以及一整套佛事活动和仪轨，还提供了包括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给予修行者以宗教实践和生命体验。这对于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特别是它所提供的来世信仰，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理需要。

胡适指出：佛教传入之后，“中国古代的一点点朴素简陋的宗教见了这个伟大富丽的宗教，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几百年之中，上自帝王公卿，学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妇，都受这新来宗教的震荡与蛊惑；风气所趋，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国”^[3]。孙昌武指出：“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有系统的教理来支持，又以实现崇高的宗教理想为目标，正是中土文化环境所需要的。而民众信仰的树立则造成其心理的重大变化，给予民族精神生活以重大影响。”^[4]

按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分法来分析社会，宗教处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部分。它给专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彼岸的世界。人们需要这样一个彼岸世界，来关照身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佛教正好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这种需要。所以，佛教的传来，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彼岸世界的系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彼岸世界是博大的、深邃的和光明的。

佛教的传来，不仅仅是宗教的僧团和仪轨、仪式，更是一套缜密的思维系统和形而上学，是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从最初来华传教的西域高僧开始，他们把翻译佛经作为传播佛教最主要的事业之一，前后900多年，一共翻译了6000多卷佛教经典。这些汉译佛教经典成为现在世界上所存的最完备的佛教理论典藏。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佛典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这么大数量的佛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是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如此，中国研究佛教的学者对这些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创作出大量的注疏和论辩性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可以说，佛教及其思想的传入，不仅促进了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大发展，而且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重大文化事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

在中国和印度社会之间交流接触的伟大时代（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到9世纪），佛教在中国的贡献显得相当重要。在拥有经典和宗教著作的良好藏经楼的寺院，成了教育与知识的主要中心的整个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佛教文化。^[5]

佛教在中国成功传播，在于它同时兼顾了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以其深奥的佛教义理受到上层社会精英阶层的欢迎，又以通俗的方式在民间传播信仰，受到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接受和理解。这样，佛教不仅是以浩瀚的佛经和艰深的哲学，更以与中国民间信仰相适合的方式宣传普及，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崇拜方式甚至是娱乐方式。这样，佛教的影响就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这才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和许多大的宗教一样，佛教本身除了信仰系统之外，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群、文化丛，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多种形式的文化集合体。这个文化群、文化丛或者说文化集合体，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本身所要呈现、表达的艺术形式，如造型艺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等等，这些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传播佛教的手段或方式；另一方面是与佛教一起传播进来的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如印度的天文历法、医药科学等等。这样的区分并不具有严格的意义，它们本身都是一体的，都是在佛教的大系统下的小系统或支系。有学者指出：“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6]费正清指出：(www.xing528.com)

它也可以称为一种鼓舞人心的新思想。中国人第一次偶然地邂逅了这个有组织的世界性宗教。而在此种形势背后也隐藏着另一种文化成果——佛教带来了印度的形而上学和早期科学，贵族文化，优美的宗教艺术，给人以美感的仪式，乱世中安静的寺院生活之诱惑，以及在人的现实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势下个人的解脱。^[7]

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说，这些紧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要素、文化内容，都在中国文化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改变或重塑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也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和文化眼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财富，而创造这样财富的中国人，在这一阶段，接受了来自佛教文化成果的装备，从而扩大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使之发挥出更大的文化创造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成功的，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功，主要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这使得中国人在心理上认同它，把它当做自己民族的宗教，把佛教的信仰作为自己民族的信仰，同时也在文化上容纳了它，使它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佛教就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不再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了。

“中国化”是两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佛教以其开放的态度，主动与所进入的异域环境即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人能接受的、能理解的东西。可以说，佛教自进入中国后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并在佛教东传中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这一策略。可以说，这个“适应性策略”是成功的。佛教在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去迎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在“适应”中尽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性和文化特性。这样，中国人看到和理解的佛教又是新鲜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的。佛教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又保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特性，这是它的“中国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以开放、热烈欢迎的态度，主动地去迎接、接受佛教，并且按照中国文化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剪裁，使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相融合。我们将看到，那些致力于传播佛教的中国僧侣，那些欣赏和接受佛教文化的上层知识分子，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翻译佛教经典，阐述佛教学说，与儒学和道教争辩切磋，高僧与名士交游论辩，成为建设中国化佛教的重要活动。当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抗拒，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质疑和道教人士的诋毁，甚至演变成“三武一宗”的政治性毁佛行动。但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佛教是欢迎的，是接受和容纳的。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功，中国文化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对它的改造、剪裁和融合，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钱穆指出：

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限深于民族界限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独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鉴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限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里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我们只要看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及其对于异国僧人之礼敬，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为我上述做一绝好证明。

那时的中国人，对印度佛教那种热忱追求与虚心接纳的心理，这全是一种纯真理的渴慕，真可说绝无丝毫我见存在的。^[8]

这样，一方面是佛教的主动适应，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积极吸收，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成功的、有效的。这也是双向的选择，互相的选择，而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将看到，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就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而是主动地去迎接、引进、吸取。因此，有许多高僧到西域和印度“取经”，有许多佛教知识分子投身于佛经翻译的文化事业当中，有许多高僧研修和注疏佛教经典，广泛地传播佛教。梁启超把当年去西域取经的高僧与近代的留学运动相比较，认为他们出于宗教的热诚，更出于求知的渴望、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不畏艰难，前赴后继，是后代学人的典范。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西域和印度的高僧来中国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他们同样是出于高尚的宗教热情和传播真理与知识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