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师子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除了扶南之外，斯里兰卡也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充当了桥梁的作用。

斯里兰卡最早见于中国载籍的称呼，有“斯调”“私诃条”“僧强叠”，亦“Sihaladvipa”“Singhaladvipa”，即“狮子”之“国”“洲”的音译。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人户殷盛，家产富饶。其形卑黑，其性犷烈。好学尚德，崇善勤福。”

中国史籍记载斯里兰卡是一个特多“奇瑰异宝”的“大洲”，产珍珠、琉璃、火浣布等，还有许多光怪陆离，充满着“怪异”色彩的珍宝。据这些记载可知，这里的居民笃信佛教，以商为业。因为斯里兰卡居于海上交通要冲，所以其“奇瑰异宝”中的货物，有许多非当地所产，而是转运贸易的商品。其中有许多是从印度乃至西方贩运到中国的。

斯里兰卡一直充当了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如果不算路上的停留，自今雷州半岛或附近地区的“徐闻、合浦”出发，“五月”的时间是能够到达“都元国”的。这个“都元国”也是斯里兰卡的旧称。

一直到唐宋乃至元代，海上交通繁盛，斯里兰卡的地位更为重要。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从泉州或广州前往今孟加拉湾沿岸、波斯湾沿岸以及东非各港口，是将斯里兰卡作为起点的。

古代中国人前往南亚次大陆，除了沿今安达曼海东岸航行的路线外，斯里兰卡是必经之地。也正是因为所至者多、所闻者多，中国人对这个国度有着充分的认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说：“且从莫诃菩提东至临邑，有二十余国，正当骧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齐羯湿弥罗，并南海有十余国，及师子洲。”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说：“布怛落迦山东北畔城，古僧伽罗国。今入海三千余里，至僧伽罗国，即执师子也。周七千余里，都城周四十余里，人户大盛。寺有数百所，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宫侧有佛牙精舍，高广如前。宫中日建万八千僧食，十数年来，国乱方废。”王溥《唐会要·师子国》记载：“师子在西南大海中洲，宋始朝贡。其洲中有山，名棱伽；多奇宝、古佛游处。国中有王，以一善化人，皆以清净学道为胜。”

在西方文献的记载中，古代锡兰也是一处贸易繁盛之地。据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llstes）写于547年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记载，当时锡兰已成为东西方海上重要的丝绸贸易中心。科斯马斯同时代的另一位拜占庭作家普罗可比（Procopius）的记载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有力佐证。531年左右，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us I）不堪忍受波斯萨珊王朝对生丝的垄断，要求其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前往锡兰购买丝绸，然后转卖给罗马人。拜占庭向后者指出：“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而罗马人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受益，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44]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接受了请求，但却未能实现诺言。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原因：“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而希米亚提人则无法渡过如此广阔的沙漠，与如此好战的民族（波斯）对抗。”^[45]

锡兰在历史上与印度关系密切，印度文化对锡兰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锡兰文献记载，阿育王曾经组织许多传教师到印度国内外各地弘传佛教。他指派他的儿子（亦说是兄弟）摩哂陀长老（Arhat Mahinda）到锡兰传教。“锡兰是印度以外第一个接触到佛教的地区。”^[46]

摩哂陀在他32岁时，率领由伊提耶（Ittiya）、郁提耶（Uttiya）、桑波罗（Sambala）、跋陀萨罗（Bhaddasala）4位比丘，以及沙弥须摩那（Sumana）、优婆塞般荼迦（Panduka）一行7人组成的使团，于前247年渡海来到锡兰岛。锡兰国王提婆南毗耶·帝须（Devanampiya Tissa）和一批大臣皈依佛教，接着国王的侄儿阿利吒（Arittha）等50多位青年接受剃度，弘法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国王把御花园“大云林园”布施给长老，修筑起“大寺”（音译作摩诃毗诃罗）供养僧团。这座大寺日后就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祥地和弘法中心。王后阿罗那和许多女众也都发心想受具足戒，加入僧团。但由于大僧不能为女众授戒，于是摩哂陀长老的妹妹僧伽密多罗长老尼（Sangha-mitta）从印度带领10位比丘尼来到锡兰，为阿罗那等500位女子传授戒法，建立比丘尼僧团。佛教迅速普及全岛各地，成为几乎是全民信仰的国教。阿育王还将释迦佛成道处的菩提树幼苗一株移植于锡兰，这株菩提树幼苗就成了锡兰新近皈依佛教者的信仰标志。在500多年后，佛牙也从印度迎到了锡兰。至伐陀迦摩尼王时代为止，摩哂陀长老所传来的佛教经典，仍然是师徒间口口相授，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此时期，有500位能背诵佛经的长老聚会一处，将全部经典记录成书，产生了《巴利文三藏经》。此后，佛教的巴利文变成了锡兰的文学语言，锡兰文的字母也是从印度文字演变而成的。

中国与锡兰的联系，有记载起于4世纪间。据《梁书》卷五四记载，师子国国王听到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便派遣沙门昙摩航海送来4尺2寸高的玉佛像一尊，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

东晋义熙六年（410），法显经印度到达师子国，看见有商人用中国产的白绢扇供佛，可见那时中斯两国间早已通商往来。法显在那里旅居二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径》《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诸梵本回国。法显在他所著的《佛国记》中记录了师子国佛教的许多重要情况。

此后，该国使臣和僧人屡屡东来。义熙八年（412）三月，师子国律师僧伽跋弥在庐山般若台东精舍译出《弥沙塞律抄》1卷。后秦弘始年间，鸠摩罗什在关中大弘佛法，师子国有一婆罗门来到长安，和罗什门下僧人比赛辩才。据此可知东晋以来锡兰和中国的人员往来已很频繁。《宋书》卷九七说：刘宋元嘉五年（428），师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即摩诃那牟）遣4名僧人、2幅白衣送牙台像来宋。又《宋书》卷五，有元嘉七年（430）和元嘉十二年（435）师子国遣使来宋馈赠方物的记载。

其时印度高僧求那跋摩也在师子国弘教，后到阇婆，又由阇婆乘外国商人竺难提的海舶抵达广州，于元嘉八年（431）到宋都建业。在这之前舶主竺难提于元嘉六年（429）从师子国载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求那跋摩到宋后，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意欲请师子国尼如大爱道之缘重为受戒；时求那跋摩以为西国尼年腊未足，又10人不满，只好令先学宋语，另托竺难提更请外国尼来凑满10人之数。嗣后元嘉十年（433），竺难提又载师子国尼铁萨罗等11人来宋。这时先来的诸尼已通宋语，因请求那跋摩在南林寺，为中国尼众300余人次第重受尼戒。建业城内建寺供养铁萨罗等师子国尼众，寺名铁萨罗寺。

另外，还有一些师子国僧人到中国的记载。如《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张舜民《画墁集·郴行录》说：“西域帛尸黎密多罗，晋永嘉中，始至中国。值乱，渡江居金陵。建初中，王导、庾亮咸敬信之，江左人呼为高座，所居曰高座寺。至咸康中，葬于石子冈升元寺，即瓦官寺，在城内西南隅。”《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记载：“帛尸黎密，西域师子国王子，以国让弟为沙门。晋永嘉中，到中土，止于太市。王丞相导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塔寺记云：尸黎密寺，宋曰高座，在石子冈尸黎密常行头陀，卒于梅冈。晋元帝于塜边立寺，因号高座。高座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繁。”《历代三宝记》卷一一说，南齐永明六年（488），有一位外国三藏法师（不知其名）带着师子国高僧觉音所注优波离集的律藏《善见律毗婆沙》梵本来到广州，临到登岸又返回去，将梵本付给弟子僧伽跋陀罗。僧伽跋陀罗即在广州竹林寺和沙门僧猗等共同译出这部律，并从“众圣点记”传述了佛陀入灭的年代，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件重要的记载。以后，梁大通元年（527），师子国国王伽叶伽罗诃梨耶遣使致书于中国，要和梁朝廷共弘三宝。

入唐之初，斯里兰卡与中国来往更为频繁，多有僧徒从师子国来华的记载。如李华《李遐叔集·惠真碑》说：“中宗闻之，将以礼召。时弘景禅师在座，启于上曰：此人（惠真）遥敬则可，愿陛下不知强也。”“师子国目加三藏来谒，叹曰：印度闻仁者名，以为古人不知在世，本国奉持心记久矣，一无物字一作色心一作界其尊称微言，冥究佛心，而神扃遐域一行，禅师服勤规训，聪明辨达，首出当既奉诏征，泣辞，和尚而自咎。”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卷二、卷二七、卷二九记载经师子国来到中国的僧人有：“释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次复游师子国，登楞伽山。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释不空，梵名阿月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既达师子国，王遣使迎之。”“释智慧者，梵名般剌若也，姓憍答摩氏。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遍历南海诸国。贞元二年，始届京辇。”“释含光，不知何许人也。……开元中，见不空三藏颇高时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随。匪惮艰危，思寻圣迹。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两遭黑风，天昊异物之怪，既从恬静，俄抵师子国。”“释慧日，俗姓辛氏，东莱人也。……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赞宁提到的金刚智和不空，即是唐代很有影响的“开元三大士”中的两位。

自唐中期以后，斯里兰卡岛与中国的官方交往趋于低落。与前期相比，唐中后期及五代的朝贡次数明显减少。

【注释】

[1]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3]［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期。

[5]参见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6]引自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页。

[7]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8]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页。

[9]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

[10]［缅甸］波巴信著，陈炎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页。

[11]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2]引自杨臣平：《西汉中印关系表——兼论丝绸南道的开通在》，《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1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14]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15]［英］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99页。(www.xing528.com)

[16]参见武程鹏主编：《世界闻名的100个海洋人物》，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1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9页。

[18]引自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

[19]［英］哈威著，陈炎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0页。

[2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4页。

[2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22]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品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页。

[23]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3页。

[24]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140页。

[25]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8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

[26]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7]李良松：《佛教医籍总目提要》，引自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4页。

[28]申俊龙：《佛教与中国传统医学》，王尧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922页。

[29]李良松：《佛教医药纵横谈》，《亚洲医药》1997年9—10月号。

[30]李良松、孙婷：《佛教医药学术体系概论》，北京大学“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研讨会论文，1997年12月。

[31]参见陈明：《佛教律藏药物分类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9年第1期。

[32]参见季羡林：《印度眼科传入中国考》，袁行霈：《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560页。

[33]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239页。

[34]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

[35]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36]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37]参见薛克翘：《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佛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8]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9]蒲慕州：《追求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40]参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4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42]［英］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歪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7页。

[43]李长傅等：《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选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44]引自张绪山：《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北大史学》2005年第11辑。

[45]引自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46]［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