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被之一大站：扶南改变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古代中国与印度的交通，除了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和云南至缅甸的西南丝绸之路外，还有通过海路的交通。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方面来说，那个时候主要是航行到印度，以印度为中转站，然后再由印度或阿拉伯商船转运到西方。所以，海上交通对于古代中国与印度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印之间的海上交通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居于中间的位置，它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也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物质、文化和佛教交流的桥梁，成为印度文化和佛教东传的中转站。

古代中国文献记载的与中国交往的东南亚国家，首先是扶南国。“扶南” 一度读作B′in－nam，是古代中国人对位于今柬埔寨境内、朱笃和金边之间的嵋公河沿岸的一个王国的称呼。扶南不是它的真名（人们并不知道它的真名），只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称号。它就是古蔑语中的phnom（山），古代高棉语则为bnam，统治者的全称是kurung bnam，意即“山王”。扶南的首都一度曾是毗耶陀补罗，即“猎人城”，在现今柬埔寨的波罗勉省的巴山和巴南村附近。扶南的港口是奥克·艾奥，位于暹罗湾畔湄公河三角洲沿海边缘地区，今越南南部西海岸迪石以北。它正位于当时中国与西方之间航海大道上。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met）指出：

印度—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可以通过航海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在欧亚大陆的北方之路受到阻绝时，对新产金地区的发现，无疑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是东亚诸国沿海平原印度化文化之起源。它也可以解释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之间断断续续的接触。这个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的扶南，即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41]

1944年，法国学者刘易斯·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奥克·艾奥古海港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和中国、暹罗湾沿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乃至还直接或间接地和地中海地区通航的迹象，证明此地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器物中，中国物产中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遗物包括152年和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的安敦时代风格，表明2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有研究者认为，2、3世纪中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形雕刻，并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中国境内汉晋遗址中均有发现。

“扶南是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大国。像欧洲历史上的罗马一样，它的威望在亡国后还维持得很久。”^[42]扶南雄峙半岛，威镇海疆，从2世纪到6世纪的400年中，扶南始终是东南亚势力强大、物产富饶的国家。它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执东南亚牛耳，而且在交通上处于中国与印度、东方与西方的海上交通要冲。“当时扶南占国际市场上重要之地位……在此方面一带，握贸易权。大秦之贾船以日南、交趾与此地为主要停泊地通商地。不仅此也，锡兰与印度之商船亦来航，而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之物产，亦集凑于此。”^[43](www.xing528.com)

中国与这一地区的最初交往，可考者为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有学者认为，《后汉书》记载这年的“日南徼外献生犀、白雉”，此“日南徼外”即指今柬埔寨地区。吴赤乌六年（243），日南王范旃派遣使团带着乐师和产品到中国。前文已经提到，东吴孙权时，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受到扶南王范寻的热情接待，他们还在扶南王宫廷里遇到了印度穆伦茶朝所派的使臣。朱应和康泰在扶南留居数年，探询通往大秦的海路。在范寻统治时期，扶南与中国的使节往来一直很频繁，两国关系也比较密切。据《晋书》记载，在268—287年间，范寻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

扶南位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之间，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在印度兴起以后，扶南“为佛教东被之一大站”，扶南成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5世纪，扶南与中国的交往更为密切。扶南王恃梨陀跋摩遣使朝见南朝宋文帝。《宋书》记载，在元嘉十一年（434）、元嘉十二年（435）和元嘉十五年（438），他遣使入贡，并拒绝帮助林邑攻打交州。

扶南晚期历史中最伟大的国王阇耶跋摩遣使用海舶载货来广州贸易。那时广州有一位印度出家人那伽仙附乘他的海舶去扶南，具述中国佛法兴盛的情况。扶南王因遣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赍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484）重来中国送给南齐武帝。其国书中叙述他们国内信奉佛教，并以大自在天为守护神的情形。由于这时佛教在中国颇为昌盛，扶南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也附随商舶来到南朝齐首都，当时招待他住于正观寺内。僧伽婆罗博学多识，通数国语，又从当时在中国的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精研《方等》，后来成为梁代有名的译经大师。

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阇耶跋摩又遣沙门曼陀罗仙入华，送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及婆罗树叶，并献方物。梁武帝接受礼品后，认为礼品珍贵，应厚礼酬答。同时他还认为阇耶跋摩对促进两国邦交有巨大贡献，特封赠以“安南将军、扶南王”的称号。梁武帝的诏书说：“扶南王憍陈如阇邪（同‘耶’）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诚远著，重译献賝，宜蒙酬纳，班以荣号，可（封）安南将军、扶南王。”（《梁书·海南清国传》）梁武帝请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共同翻译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2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2卷、《宝云经》7卷等。天监五年（506），僧伽婆罗又受梁武帝的征召，于寿光殿从事译经，嗣后又在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继续翻译经论。

阇耶跋摩的后继者律陀罗跋摩也多次遣使到中国。梁大同元年（535），律陀罗跋摩的使者向梁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宝云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此时，西天竺优禅尼国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此期间来到扶南弘法。扶南便敦请真谛三藏，并赍同经论梵本240策乘舶来梁，大同十二年（546）到达南海（今广东海岸），太清二年（548）抵扬都。真谛是弘扬印度瑜伽行派的著名学僧，《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梁朝还特设名为“扶南馆”的译经道场，以接待扶南来华的翻经沙门，可见扶南佛教文化，受到当时朝廷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