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也有很多僧人懂得医道。他们周游四方广播佛教、为人疗疾，同时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疗经验，同时也丰富了中医临床各科。清陈梦雷等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的《医术名流列传》中，所列的历代名医有不少是僧医，如晋有支法存、僧深，北周有姚僧垣，南朝宋有僧道广、释洪蕴、释法坚，等等。这些知名僧医还撰有医药学著作。僧医已经成为推动中华传统医学发展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唐代远涉重洋到日本弘法的鉴真，其高超的医术给他的弘法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鉴真和尚著有《鉴上人秘方》，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受到日本僧俗各界的尊敬。
《高僧传》等文献中记载不少懂得医道的中原地方僧人。如《高僧传·于道邃》记载，于道邃，晋代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续高僧传·道丰》记载，北齐时僧人道丰“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续高僧传·法济》记载，陈隋间僧人法济，常常为人治病，“如有疹疾，咒水饮之，无不必愈”。《续高僧传·法进》记载，隋代法进也懂得医术。开皇年间，蜀王的一个妃子病重，请许多人都治不好，蜀王便差人去请法进禅师。法进去了，手到病除。
《太平御览》卷七二四引《千金序》，提到3位汉地僧医：一是“沙门支法存，岭表僧也，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皆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济之”。二是“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三是“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
北魏僧人昙鸾，初以研习《大藏经》而感气疾，乃四方求医，至汾州病愈，自此开始研究本草及长生之术。后因梁武帝介绍给陶弘景，得授仙方10卷，悉心钻研，调心练气，对病识缘，机变无方，乃精医术。另外北齐僧人道洪，隋以前僧人智宣、智斌等也甚精于医术，且著有医学著作。
僧人以医术为人治病，主要是一种修行助道的方便法门，并不以赢取利名为目的。西晋法矩译《佛说诸德福田经》说到有7法，其一是常施医药疗救病众，行之便能增功德。此经在北朝非常流行。敦煌莫高窟第269窟壁画，即根据此经绘有施赠医药之图像。《续高僧传》卷八说，北周时期的宝彖，“钞集医方，疗诸疾苦，或报以金帛者，一无所受”。
寺院还开展医疗救护之慈善事业，僧人中甚至有专门以为病人服务作为修行法门的。《续高僧传》说：“良医上药，备于寺内。”寺院之内，已有良医，也有上等药物，用于疗治病人。由于有些僧人以医疗救济作福田，经常在寺院中贮备一些药材；有的寺院甚至储藏着大量的药材，称之为“药藏”，以便随时施济前来求医者。“药藏”的渊源久远，印度的阿育王在王城的四个城门边作“药藏”，其中满藏着药草，每天用钱一万购买药材，以济施病人。中国的僧人行化各地时，也不忘随时给施医药，甚至在驻锡的寺院中也设有“药藏”，贮存药材，做定点的施济。南朝宋末齐初，住在建康钟山灵根寺的僧人法颖，备受宋孝武帝和齐高帝的尊敬礼遇，赏赐他生活物品和费用，他另外也得到许多信徒的供养，这些收入他都用来在长干寺建造经像和设置“大药藏”。《续高僧传·释法颖》说：“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有倍常科，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陈朝时发生疾疫大流行，百姓病死的很多，当时天台山僧人慧达在都城建康的大市设“大药藏”，施医给药救活了不少人。寺院“药藏”济助的对象不仅是僧人，也包括俗人。有的寺院虽然不像建康长干寺“大药藏”贮存着大量的药材，但是由于某些僧人熟习医方，可能或多或少收存一些药材；有的寺院甚至开辟药圃或药园，自行栽植药草。因此寺院就成为人们生病时求医的场所之一，有人甚至远行百里，将病人送到寺院医治。(www.xing528.com)
此种供养病人之行为，为佛教徒所遵行。《南史》说：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六疾馆”顾名思义当然不是养一切穷人，而是收养有病无依的穷人。《续高僧传》卷二说，北齐时僧人连提黎耶舍主“好起慈惠，乐兴福业……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这是僧人修建“别坊”以收集瘟疫病人集中救治的记载。
在隋代，更在寺院中设有“疠人坊”，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续高僧传·释智岩》说，智岩“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此等“疠所”，与佛教关系甚深。那连提黎耶舍死于开皇九年（589），其所办的“疠人坊”可能早于南北朝时已设立，极可能源于南北朝时的六疾馆。全汉昇更认为“医院的起源，恐与佛教寺院有关”[38]。
佛教徒利用医术，作为其弘法的辅助手段。《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三上说：“时，室罗伐城有婆罗门，于“三宝”中心无信敬。身婴疾苦绵历多年，所有医人无不弃舍，云是恶病不可疗治。时，婆罗门更不求医，端然待死。邬陀夷观彼机堪受化，持衣钵入城中，到彼家立门外，化作医人。报言：我善医疗。家人唤入，病者告曰：我病多时，诸医皆弃，但知守死，无可归依。化医报曰：汝不须忧，咒术、良药力不思议，须臾之间令得平复。病人闻已，深生欣庆。邬陀夷即为诵咒称三宝名，彼婆罗门既闻咒已，众病皆除，平复如故。尊者见已，还复本形。彼家夫妇倍生敬信，叹未曾有。办妙饮食请受供养。食已，说法，俱证初果，为受归戒。”
邬陀夷利用医术虽然只是治好一个人的病，却让佛法征服患者一家人，使他们皈依佛教。可见，通过医术治病救人，借机宣扬佛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教方式。
这些医僧与民间医生也有很多交流，把佛教医学的有关知识传授给民间的医生。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宋魏交战，魏南安太守李亮降宋。李亮在北方时本来就对医方稍有涉猎，投宋以后在彭城向沙门僧坦学习医方，后来竟成为声誉远播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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