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纳印度医药学：海外文化交流成果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印度的医药学也随之传入。中国传统医学自古就受到外来医学的影响。范行准指出：“中国的医学，每一时代都有外来医学播入的种子。”“自从张骞通西域后，在我国本草上也受很大的影响，如今日流传下来的《本草经》，也有不少西域的植物在内。”^[33]陈明指出：“医学是探索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指标。”^[34]但比较重要的外来医学的影响，则是由佛教一起传入的印度医学。范行准说：“在汉魏时候佛教已入中国，这时印度的医学也随僧徒而入我国了。但他们传入的医学，本来是婆罗门教的医学。那时印度最流行的医学，是耆婆的学说。”^[35]

佛教医药学是如何传入的，陈明指出：“佛教医药知识传入的载体与途径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精通医道的传法僧人的医疗实践、口头相传或者翻译的含有医学内容的佛经、西去求法僧的实地学习、外来使节或者商人的传播、某些外来职业医生的活动。印度医学传入中国，有两个基本去向，一是传入寺院，二是中医学。运用这些知识的有两类人士，一是寺院的中土僧医，二是中医人士（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36]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医药学对中国医药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一时期，西域来华僧人传来了西域，特别是印度的医药学知识；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印度佛教的医药学知识介绍进来。前述有关印度佛教医学的知识以及印度神医耆婆的事迹，实际上是从已经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中钩沉出来的。这就是说，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传播，中国人对印度医药学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印度古代的医学理论在佛书中保存了不少，因此，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也传入了中国。

佛教典籍中有许多有关医药方面的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一说：“云何说此世俗医方？长者告言：善男子，菩萨初学修菩提时，当知病为最大障碍。若诸众生，身有疾病，心则不安，岂能修习诸波罗蜜？是故，菩萨修菩提时，先应疗治身所有疾。善男子，我此住处，常有十方一切众生、诸病苦者，来至我所，而求救疗。我以智力，观其因起，随病所宜，授与方药，平等疗治，普令除差。……如是随应，断诸烦恼，为欲令其发菩提心，称扬一切诸佛功德……”也就是说，学佛求道要修心，但修心首先应先修好身，要有个好的身体。身不安稳，则无法安心修道；而修好身，就可以为进一步修心扫除一大障碍。

在中外僧人的译经活动中，除了翻译佛经以外，还翻译了印度传统医学的专门书籍。《高僧传·昙无谶》记沮渠安阳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学《禅秘要治病经》，后又将此经译为汉文。此外还有三国吴竺律炎与支谦译的《佛医经》、西晋法炬与法立译的《法句喻经》、前秦昙摩难提译的《增一阿含经》、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姚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弗若多罗与罗什译的《十诵律》、东晋法显与佛驮跋陀译的《摩诃僧祇律》、刘宋佛陀什与竺道生译的《五分律》、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等等。这些书籍均涉及医理、医术、养生、药物、制剂等印度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据《隋书·经籍三》，在佛教经典中，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医药专书有12种，即《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婆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干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干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

佛教及其佛教医学传入我国之后，我国的高僧不仅翻译了许多佛教医学典籍，而且还结合中、印及西域各国的医学著述了不少医学著作。其中，既有结合佛教教义的著作，也有纯粹的医学论著。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志》等文献记载，中国僧侣所著述的医学著作有15种，即：道洪撰《寒食散对疗》1卷；智斌《解寒食散方》2卷；慧义《寒食解杂论》7卷；慧义《解散方》1卷；僧深《药方》30卷；《诸药异名》8卷，沙门行矩撰，本有10卷，今缺；莫满《单复要验方》2卷；《释道洪方》1卷；昙鸾《疗百病杂丸方》3卷《调气论》1卷；于法开《议论备豫方》1卷；僧匡《针灸经》1卷；行智《诸药异名》10卷；僧深《集方》30卷；僧鸾《调气方》1卷。

佛教医学著作的翻译以及中国佛教学者的相关研究，使中国人对印度医学的理论及医疗实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将相关内容与中医药学相结合，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知识和理论。比如《佛医经》较详细地谈论了病理，认为人体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四大不调，人即生病；季节变化、饮食男女、心理状况、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人体四大要素的消长，从而使人体内在的机制保持平衡或失去平衡；平衡即健康，失衡即患病。这些理论与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有相似之处，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十诵律·医药法》用一整卷谈饮食卫生、用药治病以及佛陀传教时的有关例证。其中提到“四种含消药”，即“酥、油、蜜、石蜜”。还提到“四种药”，即时药、时分药、七日药、尽形药，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如解释“尽形药”（《五分律》译作“终身药”）时，说有“五种根药”（舍利、姜、附子、波提毗沙、菖蒲根）“五种果药”（呵梨勒、卑酰勒、阿摩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黑盐、紫盐、赤盐、卤土盐、白盐）“五种树胶药”和“五种汤”（根汤、茎汤、叶汤、花汤、果汤）。这些与中医药学有相通之处。(www.xing528.com)

当时翻译和著述的经籍对印度医学有比较多的介绍。东晋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卷六，将生命吠陀体系的八个部分译为“八种术”。北凉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有两种译法：“八种药”与“八种术”。如卷九记载：“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除必死。”卷二五记载：“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南北朝时真谛所译的数论派哲学经典《金七十论》卷上曰：“一者八分医方所说能除身苦。”从现存梵本《数论颂》（一译《僧佉颂》）来看，与《金七十论》所对应的词为“ayurved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论”。隋章安（灌顶）法师撰写、唐天台沙门湛然再治《大般涅槃经疏》卷六，对八种术做了注解：“初文明医晓八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胎、四治小儿、五治创、六治毒、七治邪、八知星，内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

除了汉译佛典以外，在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提到了“八术”。悟真《索法律邈真赞》（全称《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记载，索法律“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八术”即上述印度古典生命吠陀医学体系的八个分支，亦成为印度古典医学的代称。此处说明索法律不仅通晓中医，而且对印度古典医学也有造诣。

印度医药学著作及其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印度高僧以及中国僧人的医疗活动，对中国传统医药学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刺激，许多中医药学者热心学习印度医药学知识，并且将其吸收到中医药学及其医疗实践中。梁简文帝作《劝医论》，主张学习和吸收印度医学。他在《劝医论》中说道：“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虽修短有分，夭寿悬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节，故虐寒痟暑，致毙不同；伐性烂肠，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实在良方，故祇域医王，明于释典，如大师乃以医王为号，以如来能烦恼病，只能治四大乖为故。”

他所说的“四大乖”即“四大不调”。在当时，印度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被中国医药学家收入他们的著作中，并且吸收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晋葛洪编有《肘后救卒方》3卷，86篇。到南梁时，陶弘景对此书重加整理，将86篇改编为79篇，又增补了22篇，成为101篇，并改其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少时读葛洪《神仙传》，41岁辞官隐居，其后又受五戒而皈依佛门。由于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因而他所编的这部医学名著也反映出佛经中介绍的印度古医学理论。如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弘景引用的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法苑珠林·病苦篇》引《佛说医经》曰：“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智度论》曰：“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意思是说，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一大不调即引起101种病。陶弘景接受了这一理论，将其书刻意编为101篇，并改名为《百一方》。

一些僧医也将中医药学与佛教医学结合起来。如南朝刘宋僧人慧义著《寒食解杂论》7卷。宋齐沙门医家僧深编撰《深师方》，北宋以后亡佚，部分内容被后世方书引用。据考证，《深师方》佚文中最早记载了用鹿的甲状腺制剂治疗瘿瘤，资料弥足珍贵，其中也有不少伤科方药，该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医学的融合。梁时昙鸾撰有《调气论》1卷、《疗百病杂丸方》3卷。南北朝居士胡洽著有《百病方》2卷、《胡居士方》3卷、《胡居士治百病要方》3卷（或作1卷）。上述诸书可能为一书多名，部分佚文尚可见于《医心方》《外台秘要》等。北齐道洪著有《释道洪方》1卷、《寒食散对疗》1卷、《单复要验方》3卷。莫满、僧匡、智宣、智斌、行矩分别著有《单复要验方》2卷、《针灸经》1卷、《发背论》1卷、《解寒食散方》2卷、《诸药异名》8卷。南梁书目《七录》著录了《摩诃出胡国方》和《杂戎狄方》，也可能与印度医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