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早期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前4世纪时印度人已经知道了中国，并且双方人员有所接触。但是，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印度的呢？除了佛教文献中的夸大讹传之词以外，真正有根据的记载实际上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应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他耳闻目睹的诸国中，他没有单独介绍身毒，但却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惊讶地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问从何而来，答曰身毒。他借大夏人之口，对身毒做了简单描述：“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史记·大宛列传》）

这里的介绍与前面对大宛、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的记载不大相同，这只是偶尔传闻所知的，内容也很简单，只提到其大致方位、民俗，但其他的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的特征：气候湿热，产大象，有大河为界。大河当指印度河。既然蜀物是经身毒而来，那就意味着身毒与蜀地之间可通。根据张骞的建议，汉武帝令他在蜀地犍为郡发四道使者，欲通西南夷，由此进入身毒，但均无果而还。

张骞在第二次西域之行时，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包括身毒在内的西域诸国。《史记》记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据此可以认为，身毒国派使臣随张骞副使返回汉朝报聘。这件事发生在前117至前116年之间，应认为是中印之间发生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也有人认为，不能肯定这些“大夏之属者”中有身毒人。但在张骞之后，汉武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更是多次派遣汉使到身毒。所以，可以认为，汉代时中国和印度有了直接的官方往来。

班固《汉书·西域传》中，“身毒”消失了，葱岭之外的印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罽宾”。该传对罽宾的记载极为详细，其中包含了对其国都、方位、人种、地理、气候、物产、建筑、织造、饮食、市场、钱币、家畜、奇物等方面的介绍。此外还特别对罽宾与汉廷的政治外交关系做了重点梳理。司马迁对罽宾没有记载，说明至少在《史记》完成时，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所知晓。但此后不久，汉朝就与罽宾有了往来。罽宾人通汉的根本目的是获得赏赐和与中国从事商贸的机会，即“实利赏赐贾市”。因此，后来虽无政治从属关系，但其使仍数年一至。

《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罽宾的一个属国——难兜国。此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金、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属罽宾”。在罽宾东北方向330里（约合今130千米），应该不算遥远。位置大致在罽宾与大月氏接壤之地，可能是一葱岭绿洲国家。出产与罽宾相似，可种五谷，可产葡萄瓜果，也有金、银、铜、铁，可以铸造兵器，无疑也可铸造钱币。既然归属罽宾，大概也用罽宾钱币。此处虽然没有提到难兜的东邻，但在对乌秅国的介绍中却说它西邻难兜，难兜之东即乌秅可证。

《汉书·西域传》记载：“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县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里。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这个乌秅是个山区之国，很可能位于现在中巴边境巴基斯坦一侧的罕萨地区。“罕萨”或与“乌秅”古代读音相近。乌秅之西数百里，就是县度。这个“县”就是古代的“悬”，是“悬绳而度” 的意思，县度就是“悬度”。而悬度是丝路南道通往罽宾的必经之地。正是由于悬度路程艰险，难以通行，所以，汉廷往往送其使者至悬度而还。罽宾也借此天险之利，多次杀辱汉使。“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汉成帝时，大臣杜钦力劝与罽宾断绝关系，也是以此为理由。“今县度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悬度应是丝路南道最艰难的一段，大概即今中巴公路从红其拉甫山口经罕萨到吉尔吉特这一段。

《汉书·西域传》在紧接罽宾之后，提到了另外一个与其西邻的国家——乌弋山离。该国与罽宾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气候可能更热一些，“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师子、犀牛”等特产。钱币亦不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此地是丝路南道的终点。“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据其四至，一般认为是今日阿富汗喀布尔以南和伊朗西南部以塞斯坦、坎大哈为中心的地区，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亚和塞斯坦。此地在古代史上，也可归入一般意义上的印度西北部。

从罽宾及其属国难兜以及东西相邻地区乌秅、悬度和乌弋山离的大致方位来看，它们皆可归为古代印度或身毒的一部分。《汉书·西域传》不提身毒，大概是把罽宾之属视为身毒的替代者了。乌秅、悬度都在葱岭之中，是从塔里木盆地抵达罽宾的必经之地。《汉书·西域传》对罽宾、乌弋山离、乌秅、悬度的记载之所以如此详细，应归因于它们与汉廷的直接关系。罽宾虽然时绝时通，但它一度接受汉廷的印绶，应该说也是汉帝国的属国之一。正是由于汉廷与这些沿路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外交关系，丝路南道才得以开通，从而大大加强了古代印度与中国的联系，为后来佛教的传入和贵霜—印度文化进入塔里木盆地奠定了基础。

地处印度次大陆东南海岸的黄支国多次遣使送物到汉朝，汉朝的使者也随招募来的商人赴黄支，以黄金、杂缯去交换当地出产的明珠、璧玻璃、奇石异物。(www.xing528.com)

关于西汉时与印度的官方交往，史籍还有多处记载。到东汉时，这种交往就更多了。东汉时期，由于贵霜帝国的建立和中印之间海路的开通，中国与印度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加深了。交流的方式由原来的单向转为双向，交往的途径也由陆路变为海陆并行。印度在贵霜王朝时达到盛世，贵霜帝国开国君主丘就却（Kuiula Kadphises）“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后汉书·西域传》）。贵霜帝国取得高附、罽宾、天竺（身毒）之后，帝国的版图扩至印度西北部，势力达到极盛，成为中亚、南亚地区可与东汉帝国抗衡的大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个叫高附的新出现的国家：“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高附位于天竺、罽宾、安息之间，大月氏西南，与《史记》中“身毒”处于同一方位，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与原来的罽宾相邻。安息盛时，扩张至兴都库什山以南至阿拉科西亚一带。高附与喀布尔发音相近，似乎应是以今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

《后汉书》说到的天竺，方位与司马迁笔下的身毒相似。它位于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应在古代印度境内。天竺是一大国，西邻月氏、高附，南至海，东至盘起国。未提到北邻，但显然是指帕米尔以东的汉朝西域都护辖地，因非外国，不必提及。天竺“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罽宾当不是此别国之一，应是一独立国家，如在西汉之时，它与天竺、安息争夺高附，但终被月氏所征服。天竺、罽宾、高附最终皆归于贵霜。对于东汉时期中国西域的官员而言，贵霜（大月氏）就是原来的身毒、罽宾之地新的统治者。《后汉书》中关于天竺的记载，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有迹可查的信息。它首次提到佛教在印度的流行：“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

贵霜王朝时期是中国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丝绸之路，贵霜帝国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印度的佛教在贵霜王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以贵霜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本土和希腊化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

《后汉书·班超传》中详细记述了班超与贵霜帝国的交往与抗衡。班超在西域期间，除了设法控制、羁縻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遏制匈奴势力的渗入之外，就是对付贵霜帝国的介入。贵霜帝国建国之初，愿意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建初三年（78），班超上疏说：“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元和元年（84），班超攻打疏勒王忠，康居派兵救援。由于月氏当时刚与康居联姻，班超就派使者带着大批丝绸给月氏王，求其转告康居王勿进兵。月氏果然出手帮忙，劝退康居兵。班超遂攻克疏勒王固守的乌即城。此为汉廷与月氏的合作。此前，月氏还帮助汉军攻打过车师，但具体时间不详。章和二年（88），月氏遣使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向汉公主求婚。班超谢绝，并拒还其使，由此引起月氏怨恨。永元二年（90），月氏派遣一位名为“谢”的副王率兵7万攻打班超。班超知其越葱岭千里而来，难以持久，故据城坚守，以逸待劳，并在中途截杀了向龟兹求援的月氏使者。谢王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允准，月氏大兵退回。从此慑于大汉雄威，岁奉贡献。汉和帝时期，天竺数次遣使贡献，后因西域反叛而绝。桓帝时，多次从日南徼外来献。如《后汉书》记载：“延熹二年，天竺国来献。”“延熹四年冬十月，天竺国来献。”此时的天竺商人或从印度的恒河口、印度河口或南部港口起航。

《后汉书》和《魏略》中还有车离国都沙奇城的记载，说其在天竺东南3000余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该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还有盘越，也是位于孟加拉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这些国家和中国西南或西北地区的民族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的往来更是频繁。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均有使臣来华，有的印度国家，一年之内竟然多次遣使。与此同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印文化交流是以佛教为中心的。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两国间的学术文化有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