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很早就已开辟，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可能有了一定的文化联系。季羡林指出，在印度出土的彩陶，在其“花纹等方面与中国甘肃出土的史前彩陶，有一些相似或共同之处。因此学者们推断，它们之间可能有传授或互相学习模仿的关系”[2]。有许多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和印度有“二十八星宿”，其间肯定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前5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商队，其中就有印度商人。到了前3世纪阿育王（Asoka）统治下的孔雀王朝，双方的往来已经确立。《佛祖统纪》卷三五记述迦叶摩腾（Kāsyapa-mātanga）对汉明帝追述历史时说道：“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在于阗的建国传说中也提到，于阗在前3世纪中叶尚空旷无人，中国移民1万人在王子瞿萨旦那率领下到达于阗河下游。不久后，阿育王宰相耶舍也率7000人越大雪山来到于阗。双方经过争执，最后协商联合建国。瞿萨旦那成为于阗国王，耶舍居相位，两部移民起初划地而居，以后逐渐融合，兴建城市，世代相传。先秦时代，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一道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重要通道，到西汉时发展成为“乌秅、罽宾道”。
“乌秅、罽宾道”是中印交通的捷径，但行程艰难，不利于商旅通行，所以中印贸易往来大都经过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沿喷赤河上游西行，再由昆都士或巴尔克南转旁遮普，这条路可以称为“中印雪山道”。巴克特里亚不但是印度和两河流域、阿姆河流域交往的主要干道必经之地，而且也是汉代中印贸易的重要中转枢纽。希腊佚名船长写的《爱脱利亚海周航记》中说，来自中国的“生丝、丝线和丝织品由巴克特里亚经陆路运到巴里格柴（今巴罗哈港），或由恒河经水路运到泰米尔邦（Damirike）”。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150年完成的《地理学》中根据马利努斯的材料，从那些由西方到过赛里斯国的人得知，“他们说，从中国不仅有一条路通过石塔（帕米尔瓦罕谷）到巴克特里亚，而且还有一条路可通印度华氏城（Pātaliputra，今巴特那）”。华氏城的希腊名称叫巴林波特拉。这条不经过巴克特里亚的路，一定是取道昆都士经过迦毕试（遗址在喀布尔北的帕格曼），由塔克西拉南下的大路。月氏贵霜王朝兴起后，此路对于中印交通日益重要。
中印交通除了“雪山道”外，还有“中印缅道”，由四川、云南经伊洛瓦底江流域通达印度。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大夏国看到中国四川出产的竹杖和布匹。大夏国人告诉他，这是商人从身毒买来的。由此可以得知，至迟在前2世纪时，中国四川的物产已经输入印度，并且从印度运到大夏。可见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3](www.xing528.com)
沿着中印两国交通的古老通道，中国与印度进行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西南丝路的起点是四川的成都。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其中包括对印度的贸易。和在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商人充当了文化传播交流的主体。虽然汉武帝时几次未打通西南国际商路，但官方使者不能通过并不意味着商人不能通行。实际上巴蜀商人可能很早就与印度保持经常的贸易。各部族阻挡汉朝使者通印度，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垄断贸易。汉朝使者虽中途受阻，却带回一个情报：“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史记·大宛列传》）此处言“奸出物者”，是因为这些商人违背了朝廷“关蜀故徼”的禁令，继续“窃出商贾”，所以从朝廷的角度看，此种贸易带有走私的性质。据学者研究，从方位、里程、乘象习俗和“滇越”音读来看，蜀商抵达的滇越国应为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
汉武帝以后，北方的丝绸之路已经畅通，到东汉时，“西南丝绸之路”也全线畅通。南方的海上交通也很通达。《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海上航线。据朱杰勤考证，这条航线大致为：“从雷州半岛乘船出发，船驶入南海（南中国海），沿海岸线行，经过越南、柬埔寨、泰国，入暹罗湾，到谌离靠岸登陆，步行到卑谬（夫甘都卢），又坐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入于孟加拉湾，西行至印度南端的黄支，最后转到锡兰，从此回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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