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波斯交往:文化交流与贸易

伊朗古时候叫波斯，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文明古国。约前500年的时候，波斯成为东至印度河、西至地中海的幅员广阔的强大国家。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被希腊人所征服，成为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的一部分。前249—前247年，里海东南的帕提亚人推翻了塞琉古王国，建立了阿萨息斯王朝，罗马人称为帕提亚，中国人称为安息。阿萨息斯建国后约百年，在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adatesⅠ）统治时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东自大夏、印度，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成为当时西亚一带最大的国家。至226年，阿萨息斯王朝被萨珊王朝所取代，建立了新的波斯帝国。直到642年，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所灭。

中国与波斯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指出：“如果在世界上确实有一个社会可以与波斯相比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只能是中国。”“中国和伊朗—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关系要比大家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很多。这种关系与‘丝绸之路’一样古老。”^[98]古代波斯的传说经常提到中国。有传说讲到，古代波斯著名的国王雅姆什德（Jamshid）与马秦（即大中国）国王马亨（Mahang或作Machenk）的女儿生育两个女儿，有人认为，马亨就是周穆王。当然这则传说没有多少根据，但是确实有周穆王到西方各国旅行（“西狩”）的记载。

中国与波斯的早期文化接触主要依赖于丝绸之路。前面已经提到，丝绸之路有一大段要通过波斯。波斯人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国际丝绸贸易，将从中国运来的丝绸转手贩卖给欧洲，从中大获其利。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波斯人接触到中国文明。玛扎海里指出：“丝绸之路的凿空使伊朗社会的重心转移了，从底格里斯河沿岸转移到了阿姆河畔。伊朗将其视野从幼发拉底河两岸转移开了，从此之后便注视着锡尔河以远地区。在伊朗的眼中看来，中国占有希腊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当然罗马就更不及了，他们从此就尊重中国。……阿萨息斯人在‘亲希腊’的外装下实际上成了汉朝文明向幼发拉底河流域发展的延续。”^[99]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对当时波斯的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学者加富罗夫指出：“过境贸易在帕提亚国家的经济中具有重大意义。联系西方希腊、罗马同东方中国、印度的主要商道经过帕提亚。为了控制各国之间的商道，阿萨息斯王朝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同衰落的塞琉古王国，同罗马，都进行过战争。著名的‘丝绸之路’即经过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为了经营中国丝绸的居间商业，阿萨息斯王朝竭力阻挠中国皇帝同罗马进行直接联系的尝试。……”^[100]美国学者梯加特（F.J.Teggart）指出，帕提亚（安息）的动乱与和平，除了罗马入侵的情况之外，“完全取决于由长安通往安提俄克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断变迁。……丝绸之路是远东和地中海各地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而帕提亚的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内的商路而来。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路的正常经营。反之，这条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乱和阻滞，都会导致足以动摇帕提亚王位的大动荡”^[101]。

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和波斯之间可能就有了民间交往，有明确记载的、两国之间的正式官方往来则始于张骞出使西域之时。当时中国称波斯为“安息”，可能是将朝代名“阿萨息斯”的译音作为国名。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就已听说了大月氏以西的安息国，即帕提亚帝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到达安息国都番兜城〔赫康托姆菲勒斯（Hekatompylos）〕。当时的安息国王是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adatesⅡ），值安息国威兵盛之时。汉使到时，恰好是在米特里达梯二世派大军东讨塞人的末年，当时安息的大军正云集于东部边境。“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在当时一路上所见到的情况：“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史记·大宛列传》）经数千里引导，汉使于元鼎二年（前115）到达安息国都。汉使返国时，安息也派使者随之来华，“观汉广大”。元鼎五年（前112）到达长安，向汉朝献大鸟（鸵鸟）卵和犁轩的眩人（魔术师）。

汉与安息首次通使成功后，两国便展开贸易与文化交流，嗣后在前1世纪双方使臣、商贾即不断往来，从汉代遗留的有关西域的记录和遗存看来，可以相信汉与安息的通商关系相当密切。中国的锦绣丝绸等特产日益增多地运送到西方，通过安息商人之手而远达近东和罗马，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同时西方的产品如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直到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也源源输入中国。有记载的，如东汉章和元年（87），安息遣使入汉“献师子、符拔”；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师子”“符拔”“安息雀”等，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奇兽珍禽。

自张骞之后，终汉一代，汉朝与安息的官方往来和民间贸易经“丝绸之路”的联系而频繁兴盛。(www.xing528.com)

226年，安息被萨珊王朝取而代之。萨珊王朝和中国北朝几代政权有通使关系。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与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522年，《魏书》记载了10个波斯使团。如《魏书·西域列传》记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波斯“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据考，此波斯王居和多即为当时萨珊王朝的喀瓦特（Kavadh）国王。这10次使团的前5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后5次到达的则是493年迁都后的洛阳。这些使节是否均为萨珊王朝所派遣，或有商人冒充，现则无考。但无论如何，从中可知当时中国与波斯交通的频繁。1981年大同西郊北魏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银盘，1970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银碗，1988年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银碗，是典型的萨珊式波斯银器，其中应当有波斯使者带来的波斯产品。

这一时期中国典籍对波斯的记载多了起来，而且比较全面和具体。《魏书·西域列传》记载了波斯的地望、物产、政治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就当时所能达到的知识水平来看，已经比较全面了。

永熙二年（534）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域形势也不安宁，柔然控制着西域往来的道路，波斯与西魏、东魏的往来一度中断。552年，突厥大破柔然，柔然衰亡。西魏废帝二年（553），波斯使者到访西魏都城长安，大概就是柔然衰亡后道路又通畅的结果。

《周书·异域传》记载：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波斯王遣使来献。此时的波斯王当为库思老一世（ChosroesⅠ）。10世纪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的《黄金牧地》一书记载，在库思老一世时，中国皇帝遣使来波斯王廷，献美人守护金箱。又有马尔柯姆（Malcolm）的《波斯史》记库思老一世时，中国皇帝遣使献假豹一只，全以珍珠络成，两眼以宝石嵌之，天青色绣锦袍一件，光彩华丽夺目，上有金丝绣群臣朝见波斯王图，袍以金箱盛之。又美人图一幅，面貌非常之美，惜为长发披下所掩，然自暗中视之，其光四射，美不可言。夏鼐针对这项记载说：“这件事不见于中国文献，但事实是有可能的。”^[102]张星烺也指出：“《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史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便可无疑也。”^[103]

波斯的使者也到过南朝。史籍中记载的有：南朝梁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八月，遣使献方物；梁大同元年（535）四月又献方物。现存南京博物院的题为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残卷，“波斯国” 条题记引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有“中大通二年遣中（使）经犍陀越奉表献佛牙”。可知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也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的道路。

萨珊王朝时，中国与波斯的交通仍依靠陆路的丝绸之路。但两国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已开辟。饶宗颐指出：“波斯文化的东来，西域丝路之外，还有海路一道。我曾指出汉初临淄齐王墓的银器上泐刻‘三十三年’字样，西汉无三十三年，当是秦始皇时代，说明秦及更前时代早与波斯已有交通。”^[104]海上丝绸之路汉代时已达印度洋，形成东西海上交通大动脉，南北朝时开辟了由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远洋航路，中国帆船越过印度半岛，直接沟通了东西亚之间的海上联系。麻素提《黄金牧地》说：“中国和印度船只溯流而上去见希拉王。”^[105]希拉国是3世纪至7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国，其盛世在5—6世纪。幼发拉底河的支流阿蒂的河流经希拉城，中国帆船航达波斯湾之后，溯流而上至希拉城，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那么，由此可间接得知，中国帆船一定也到过波斯。另一方面，波斯的航海事业可能也比较发达，或许有波斯船只驶往东方。法国学者费琅（Gabriel-Ferrand）指出：“从4世纪到7世纪初，中国历代王朝的史料把交趾半岛、锡兰、印度、大食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货’，说明这些物品是从波斯运到中国的。”“在公元9世纪以前，海上航行首先是波斯海员完成的。他们是阿拉伯人远东航行的开创者。”^[106]在广州也出土过萨珊王朝的银币，或许可以看做是当时中国和波斯海上交通的物证。

漫长的中国与波斯的交通往来，使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有许许多多波斯的商人，将他们丰富的物产输送到中国，前文提到从西域传播到中国的植物、动物和其他物产以及珍宝、药物等等，有许多就来自波斯，只不过那时候的文献有时笼统地说是“西域”。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加深了对波斯的了解，进一步开拓了中国人的世界眼光。不仅如此，在思想文化的层面，波斯文化对中国也有传播和影响。比如最早来中国传播佛教的安世高、安玄等人，就是来自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