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西域乐舞文化史

西域乐舞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对中国乐舞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汉至南北朝的石窟、造像、绘画以及其他雕刻艺术品，在墓葬的考古发现中，留下了生动的影像，使我们在今天也能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域乐舞艺术有直观的形象的了解。

在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东传，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建造石窟，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建造了一大批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在这些石窟的壁画和塑像中，有不少表现乐舞活动的造像，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舞蹈风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审美特征。有学者将这些表现西域乐舞的壁画和雕像大体上分为5类：

（1）天宫伎乐，凡是佛国中从事乐舞活动的乐神，都可称为天宫伎乐；在石窟中，天宫伎乐是指绘于石窟窟顶与四壁交界处、环窟四周，绘有带状之宫门栏墙，绘无数并列之方格，呈天宫圆券城门洞形，每个门洞之中，有一乐神持乐器演奏或舞蹈的伎乐形式。

（2）飞天伎乐，是佛经中的手持乐器做飞行状的香音神，经常出现于石窟窟顶的藻井、佛龛龛楣之上。

（3）化生伎乐，指莲花中化生出的手持乐器演奏的童子或菩萨。

（4）供养伎，指娱佛的供养人及菩萨。

（5）世俗伎乐，石窟中出现的世俗生活中的演乐形式。

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保存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几代的龟兹壁画。千佛洞第38窟西晋时乐舞洞，两壁共14组（每壁7组），每组两个伎乐菩萨（早期的天宫伎乐）或拍掌击节，或拈花绳起舞，或弹琵琶，或击手鼓，正是古龟兹乐舞。千佛洞第101窟“伎乐菩萨”独舞，舞伎形象虽因年代久远有几处漫漶，但仍可看出其头戴宝石冠，上身全裸，戴臂钏、项链、璎珞、手镯，身材丰腴而不失秀美，尤其舞姿翻掌拧腰，颇具龟兹风貌。

敦煌莫高窟第272窟交脚弥勒坐像两侧，有众多的听法菩萨，乐得手舞足蹈，是两组精美的舞蹈，这两组舞蹈有很浓的印度风格。在第249窟中，有北魏时期的乐舞形象“天宫伎乐”，左龛为男性一舞伎，双手反掌举在头顶，是一种西域乐舞的姿态，即“背反莲掌”，右龛为吹螺伎人。该窟还有吹筚篥和擘箜篌的乐舞伎。第251窟中心柱“伎乐飞天”，手抱琵琶，上身裸，下着裙，肩披长带，尾梢似叶状，更增飘逸之感。

“飞天”是印度香音神和中国羽人结合的产物。印度和西域飞天最初较笨重，飘带短，未能飘然腾飞。中原最早出现的“飞天”是甘肃炳灵寺第169窟西秦时期的“双飞天”，面形已中原化，长裙共飘带翻飞。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北魏时期的“飞天”，以及甘肃文殊山万佛洞北凉时期的“飞天”也非常古朴。其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时期的“伎乐飞天”，双手擘箜篌，上身裸，下着长裙。第285窟西魏时期的“龛楣伎乐”中立一女伎合掌弹指，为西域舞姿，左弹琵琶，右吹竖笛伴奏。

莫高窟也留下了突厥人的舞踪，如第297窟北周“树下伎乐”，在树荫下，两女舞伎，着突厥装，圆领紧身露膝筒裙，腰束带，断发，左舞人两手相叠，趿右腿，右舞人手掌心相向，双足交叉，扭腰移颈而舞。左侧有擘箜篌、弹琵琶、吹竽的乐队，旁立一男子正在欣赏。

云冈石窟也有乐舞壁画，如第6窟明窗西侧“伎乐天”，帷幔下乐队六人吹螺、吹横笛、击鼓、弹琵琶、击小铃，下层为一排舞伎。束高冠，着翻领敞胸紧身衣，跪右腿，合掌起舞。这是云冈窟第一期的石刻，保留着浓重的鲜卑族风貌和印度、西域的痕迹。(www.xing528.com)

除了石窟壁画外，一些出土文物和遗址中也有西域乐舞方面的表现。新疆库车雀离大寺（即昭怙厘大寺）出土的乐舞舍利盒，盒盖为尖顶，木盒为圆形，外敷麻布，再涂油漆彩绘，高31.20厘米，直径37.30厘米，以朱红色为主，杂以黄色，光彩四射。盒盖彩绘由5个圆形图案构成，以波斯联珠纹相连，中间嵌以双鹦鹉衔授带联结。围绕中心圆为4个活泼可爱的裸体小天使（二身有翅膀，二身披蝉翼式天衣），三块瓦发式，左右两童子持琵琶，上面童子在弹箜篌，下面童子在吹筚篥。盒身一周为一支由21人组成的舞队，姿态各异，边舞边行进，前后呼应。这一组乐舞是龟兹人的风俗舞蹈。

甘肃酒泉魏晋墓乐舞壁画与汉代“百戏图”相近似，左上方为4个演奏琴、琵琶、箫、腰鼓的乐人，席地而坐；在这支小乐队的伴奏下，两个舞人合乐起舞：一舞者裙裾卷扬，似正在做一个矫捷奔放的舞蹈动作，另一舞者双手各执一个便面（后世的扇），举手张臂而舞。在乐舞场景的下面，是杂技柔术表演。两人在长条形物上，做滚翻动作，如今称之为“前桥”“后桥” 技巧，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引人入胜。

盛行于两汉画像砖艺术，有不少表现了西域乐舞场面。如在河南西华县出土的汉代人纹雕砖上，两胡人高鼻深目，着紧身纹样衣，跪左腿举左手；另一人跪右腿举右手，形成对称，形象地反映了胡人来洛阳献艺的场景。南阳汉代画像砖中有裸体舞的图像。翦伯赞指出：“裸体舞是生活于较为原始的历史阶段中之歌舞的形式，此种歌舞的形式，在中原地区，亦曾存在过，但随着历史的进展，早已消灭了。尤其在儒家哲学支配一切文化思想的汉代，此种不合封建礼教的裸体舞绝不会在本土再生长出来，因而确切地证明这是一种外来的歌舞形式。”^[95]

在安康一座东晋升平元年（357）墓中，出土了一块模印“骑吹”阵容的画像砖，5匹缓缓行进的骏马上，坐着5个深目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分别吹奏着觱篥、排箫、横笛和敲打铜钹，这些具有西域特征的乐器，显然两晋时已传入安康。

宁夏固原县城出土的绿釉瓶，在一圈联珠纹样内有7人一组的男子乐舞，最上面左吹横笛，右打手鼓，下左弹琵琶，右弹箜篌，中一人身穿大翻领窄袖的胡服，右臂举在头顶，左臂在身后，左手在翻袖，左腿大跨步，右腿拔起，身旁两人似在拍手击节，是一幅生动的《胡腾舞》。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有乐舞纹饰，乐舞人均为高鼻深目、身穿胡服的西域人，四乐人为舞者伴奏。男舞者立于莲花台上，右臂侧展，左臂下垂，稍耸肩，作欲踏舞状。另一北齐传世瓷壶，在卷草花纹中，有7个西域乐舞人像；四乐人分别弹箜篌、弹琵琶、吹笛、击鼓。另两人奋力击掌，男舞者居中，作向前奔腾跳跃状。动作幅度大，舞姿豪放粗犷。以上两壶的舞人形象，均具有《胡腾舞》的特色。白河县麻虎亦出土了一件手持“戚”（斧）而舞的青瓷壶，舞者为男性胡人，头戴虚顶尖帽，身穿窄袖衫，腰垂长带，脚登短统皮靴，右腿提起弯曲，左脚踩在圆形舞毯上，回首顾盼，高耸双肩，挥着手上的道具，扭腰顿足，做快速前转，腾跃的舞姿。这只青瓷壶的发现，证明了在南北朝时胡腾舞就已传到中原，并在南方广泛流传，南朝的工匠因此才能设计出这只青瓷壶。

各地考古还发现了许多表现舞者的雕塑作品。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雕双舞人，与中原舞姿、服饰都有很大的差异，舞伎头侧梳螺髻，着长裙，长袖中间窄而袖口肥大，为喇叭袖。一舞伎为跪式，一舞伎为立式，造型非同一般，与广州出土的汉族戴花冠女舞俑，风格迥异。

山西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一男子舞俑，长得深目、钩鼻，面带微笑，着花丝绸袍、花绸裤，敞领宽袖，双手松松握拳，正在起舞。

在安康南朝墓中出土了一个体现地域特征的陶俑群，其中有沈从文所说的那种“衣长齐膝、袖子很小；腰间束有附带钩的皮带，可松可紧；头上戴着用毛毡或皮革做的尖头帽；脚上穿着短统皮靴”^[96]一身胡服打扮的乐舞俑。他们有的持管横吹，有的挟持腰鼓敲击。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女舞俑，她盘腿蹲踞，右手抚地，左手屈肘于胸前，舞姿优美而又典雅。

1986年5月，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在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版。带版是束在腰间革带上的饰物，共发现6块，其中一块为长方形，上面铸有女性舞伎一人，头戴流苏珠翠头饰，身上缀着璎珞，窄窄的袖口，裸露的前胸上乳房突起，在环绕的飘带中，舞者高举双手，右腿趿起，赤着左足尖立于圆形舞毯上，旋转起舞。另外5块为方形，上面所铸造的5人为乐部，乐器有曲项琵琶、笙簧、羯鼓、腰鼓等（其中一块人物蚀空，乐器不明）。此5人一律穿胡服，敞胸袒腹，盘腿坐在舞毯之上，或弹奏，或鼓吹，或打击，形态各异；有高鼻深目、虬髯箕张、奋力弹拨琵琶者；有双目圆睁、两腮鼓起、聚精会神吹笙者；有高鼻深目、卷须垂胸、心无旁骛的击鼓者。此种舞蹈，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佛国世界》中第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胡旋舞”图相比，除手位不同外，其衣着、造型、舞姿等，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和大同市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石刻棺床上的13个雕刻伎乐像十分相似，^[97]以此可知这种舞蹈就是“胡旋舞”。

陕西兴平遗存的一古佛座，史家考证为南北朝时期文物。此佛座刻有一幅华丽的乐舞图，中有莲花纹装饰的博山炉，炉左一女舞者，细腰长裙，倾身展臂而舞，汉风十足。右一男舞者，高鼻深目，身着胡服，窄袖紧衣，高举双臂至头顶，类托掌姿，趿腿而舞，后坐8个伴奏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