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首先的且主要的，是物产的交流。这是整个文化交流最初的、基本的方面。双方有对彼方物产的需求，进而产生了贸易活动，再进而有了交通、人员的接触和往来，有了相互的认识和了解，有了进一步的深层的文化接触和碰撞、传播与交流。所以，物质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部分。
物产，是天然出产和人工制造的物品，可以称作物质文明的代表。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文明对话与互动现象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生的。
自古以来，存在于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物产交流，是人类文明对话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交往的需求普遍存在，互通有无是产生交往的基本原因。几千年物流绵延不绝，以物流为中心，形成了极为繁复的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现象，就此而言，古代东西方交往通道的形成源远流长，肇源于斯，并形成了影响东西方的一系列连锁反应。[48]
西域对中原出口的主要物品有金银器、宝石、玻璃器、香料、毛织品、珍稀动物，等等。物产往往是了解和想象异域绝国的第一媒介。这些绝域殊物的输入，不断地扩大着我们对远方异国的想象。在早期中国史书中，在记述与异族的交往和对异族的征服时，往往会提到所取得的物质成果。随着版图的扩大，不同民族的交往开始增加，对异族生活方式、物产的多样性的了解也越来越丰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49]。
范文澜说汉代的对外贸易，“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骆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璧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论》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50]。
在当时中国与西域的贸易中，丝绸是从东往西贩运的大宗商品。而从西向东，主要是西域乃至从地中海地区、波斯甚至印度转运到的各种特产。英国学者吴芳思指出：
粟特人把葡萄藤和苜蓿运到中国来喂养从费尔干纳进口的天马。他们还从绿洲城市高昌引入特种的马奶葡萄（在铅容器中用冰冷藏运输），从西方往中国贩卖奢饰品：对中国的银器工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和玻璃器皿、来自叙利亚和巴比伦的念珠、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琥珀、来自地中海的珊瑚和铸造佛像的铜以及来自罗马的紫色羊毛布[51]。(www.xing528.com)
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也指出：当时中国与西域的“长期贸易主要是奢饰品的交换，丝（以后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52]。
在《史记·大宛列传》以及以后的中国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西域诸国物产的记载。这些记载，有些是得自传闻，但大多数的物产已经传入中国了。所以，研究者很注意这些中国史籍中关于国外物产的记载，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国外输入中国的物产清单。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指出：“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大秦国的物产虽然极其丰富，但我感觉这是集中了传说中所有的西域珍品，估计其中的货物早在前汉时代就已传到了中国。”[53]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和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等植物和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货物有琉璃、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象牙、金银器、玛瑙、琥珀、沉香，以及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鸵鸟等。
由于和西域的交通畅达，往来人员频繁，各种西域物产和珍禽异兽传入中国，“其结果在长安开始流行珍视外国式样商品的异国趣味”[54]。《西都赋》说：汉武帝时，长安集中了四方奇物，“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汉武帝的上林苑更是聚集了天下的奇珍异宝。《汉书·西域传》中有详细记载。
《三辅黄图》中说，汉武帝把搜集来的西域珍货用来进行装饰。其卷二记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同书卷三还记载武帝的清凉殿，使用玉石来取凉，据说还赐董偃以玉晶。不仅宫廷盛行异国趣味，贵族宅邸也是如此。
在长安九市中，有专门经营西域商品的肆市店铺，和田美玉、埃及十色琉璃、罗马火浣布、印度琉璃马鞍、千涂的火齐屏风、琥珀、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琅玡、朱丹、青碧以及奇禽异兽等有在九市交易，“环货方至，鸟集鳞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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