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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带入中原文化习俗,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时间:2023-10-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西域传入的文化,有的是西域民族特有的文化。进入中原的胡人将他们的文化习俗带来,使中原社会生活渐染胡风,而他们在中原生活日久,向慕中华文化,逐渐华化。如粟特人带来了他们独特的发式和服饰习俗。西域人到中国以后,将他们本民族的饮食、娱乐、服饰等风俗文化带到中国,使与他们接触交往的汉地的人们了解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胡人带入中原文化习俗,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大量的西域人来到中国,深入到中国内地,与中国人交往生活,使许多西域文化元素传播到中国,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西域文化元素被融入中华文化体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西域传入的文化,有的是西域民族特有的文化。西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世界上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他们的民族文化也受到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西域也成为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梁。印度、波斯和希腊罗马文化向中国的传播,有3条道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一条是经过西域的绿洲丝绸之路。在汉魏北朝这一时期,主要还是经过西域陆路的绿洲丝绸之路。经由西域传播到中国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的是以原有的形式和内容传播过来的,有的则是经过西域各民族理解、加工和改造过的,还有的是受到它们影响的西域原生文化。这样,传播到中国的西域文化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本书的叙述中,明确属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将在相关章节中作介绍。但有些文化现象、文化元素,已经说不清楚其最终的来源,在这里就笼统地称为“西域文化”。

汉代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西域胡人进入中原,使得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胡化”的现象。他们所带来的异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生融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给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汉时期,胡人的进入使得当时的洛阳掀起一阵“胡风”。北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形形色色的胡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民族传统,将西域的风俗传统、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带到了中原,成为西域文化向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如后赵政权的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从相貌上说,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欧罗巴人种,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之一。羯胡中多有西域胡姓,如石勒家族的姓氏为石姓,很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之一,表明其来自于石国。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种元素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受到中华文明的潜移默化,逐渐被“华化”。“胡化”与“华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交流的复杂景观。进入中原的胡人将他们的文化习俗带来,使中原社会生活渐染胡风,而他们在中原生活日久,向慕中华文化,逐渐华化。如果他们回国,也会把他们所了解、所学习的中华文化带回去。这样,往来在中西之间的各国人士,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命之桥。

如粟特人带来了他们独特的发式和服饰习俗。粟特人属剪发型民族。《魏书·西域传》记“康国丈夫剪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亦说“此中胡国并剪发”。波斯发型为剪发齐项,粟特人大约也是如此。《康国传》记其女子盘髻,然片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则为梳五辫,左右各二,脑后一,妇人的盘髻也是由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国人还有以发油美发的习俗,杜环《经行记》记粟特人“以香油涂发”。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一记载:“西域俗人皆着白色衣。”玄奘也说:“吉乃素服,凶则皂衣。”黑色乃丧服的颜色,忌服用。粟特人服装以窄袖紧身为特征,讲究突出身体线条,玄奘记其人“裳眼褊急”,刘正言诗云“胡衫双袖小”,就是这一特征的显现。粟特人的腰带特别讲究,有所谓万钉宝钿金带,即在革带上装饰各种珠宝,上佩刀剑,片治肯特壁画对此有生动描绘。下穿长筒革靴,便于跋涉风沙,舞伎则穿锦软靴,刘正言诗云“弄脚缤纷锦靴软”。此外还有软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欢穿这种鞋。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主食,慧琳《一切经音义》说:“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今名“抓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类似今日的北京烧饼。葡萄酒是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此外还有奶酪、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等都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

西域人到中国以后,将他们本民族的饮食、娱乐、服饰等风俗文化带到中国,使与他们接触交往的汉地的人们了解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与此同时,传到中国的还有西域各民族的乐舞艺术、绘画雕刻艺术以及许多产自西域的植物动物和物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在人们当中引起了追求“胡风”的时尚。《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征武陵五溪蛮时,耿舒讥讽马援的用兵行动“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可见此时“西域贾胡”已成常用习语,其行为习性也广为人知。(www.xing528.com)

西域文化的传播,在汉灵帝时达到了高潮。据说汉灵帝非常热衷于西域艺术文化和民族风俗。《太平御览》记载,东汉灵帝好胡风,不仅喜欢中亚风情的装扮,还吃胡食,听胡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舞、胡箜篌大兴,蔚然成风,京师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仿效,乐此不疲。《后汉书·五行志》有东汉灵帝时期京城盛行胡风的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晋武帝建国之初,中原的达官贵人就爱使用少数民族床和盥漱器皿,家中必备少数民族煮烤等烹调用具。宴请客人,首先上的是少数民族器具所盛的食物,这表明当时以使用少数民族器具和食用少数民族食品为时髦。接着又时兴起少数民族的毛毡,用毛毡作帞头(包头巾)以及衣带袴口。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虎大力提倡胡式服装。《邺中记》记载:“季龙猎,着金缕织成合欢帽。”“季龙”是石虎的字,他所穿的与中原天子打猎的服饰显然是不同的。金缕织成合欢帽乃是西域的一种服饰。“织成”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名贵织物。据清代学者任大椿在《释缯》中的解释:“不假他物为质,自然织就,故曰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一种,《隋书·波斯列传》列举该国出产方物,已见“金缕织成”之名。《旧唐书·波斯列传》说:“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用“织成”作胡服的边饰,可缝于领沿、袖口,也有贴在上肩或下裾的。石虎对袴褶也有特别的爱好。《邺中记》对此的记载颇多,其中说:“石虎猎,着金缕合欢袴。”又说:“石虎皇后出,以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着紫纶巾、蜀锦袴褶,腰中着金环参镂带,脚着五文织成靴。”五文织成靴应该是一种软靴,是西域服饰中与常服相配的一种通用款式。“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着锦袴,佩玉。”所谓袴褶,就是上服褶而下缚袴,其外不复用裘裳。此种服装属胡地传入。此名起于汉末,因为便于骑乘,所以成为军中之服。《晋书·舆服志》说:“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 魏晋至南北朝,上下通用,皆为军中及行旅之服。据王国维考证,汉末袴褶为将领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为魏太子时,驰骋田猎,亦照此服,自此通行于上下。尽管魏晋时这种服饰在中原地区已较流行,但毕竟不是常服,而以之施用于妇女,似是始于石虎。以妇女为鼓吹,并且穿袴褶,着靴子。这种服饰很快流行开来,尤其在北朝流传得更为广泛,成为常服、朝服,而北朝普通妇女也有穿袴褶的。

北魏时,中原人民的服饰从北方民族服饰中吸取了不少元素,如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更加适体。到北齐时,胡服则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绝大多数汉人喜欢穿胡服,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谒见皇帝。《资治通鉴·梁敬帝太平元年》记载:“〔齐显祖〕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

古代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低坐习惯,直到汉代,由于东西方的密切交往,我国才出现胡床等高型坐具的记载。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势。汉末,椅、凳等高坐家具进入了中原汉人的生活,渐被普遍使用。英国学者吴芳思认为,椅子是“经丝绸之路进口的一样令人惊异的东西,它改变了中国的服饰、建筑和生活习俗”[47]。各种各样高型坐具相继出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新疆尼雅城出土了一把汉代木椅(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柜子的下半部分),虽然它的座上部分已不存在,只有四条腿,但腿上有精美的四叶花纹,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从其形制与装饰来看,是典型的外来物。在佛教造像中较早的椅子形象是十六国时期敦煌雕塑弥勒菩萨的坐具,他交脚坐于靠背椅上,双脚下均有圆形脚榻。较早的带有扶手的靠背椅造型还可见于敦煌北凉时期的275窟和北魏时期的251窟,但其扶手和靠背都很笨重,与后来的汉式木椅也不一样。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已开始使用。李贺在诗歌《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其四中有“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的句子。叶葱奇在“胡床”下面这样解释道:“今之交床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改交床,唐穆宗时又名绳床。”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改变了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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