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胡人活动：西域商贸、粟特贸易网络、官职

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胡商在中国的踪迹屡现于史籍。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除了商人以外，还有许多西域民族的人们陆续东行，到内地定居，形成了特殊的胡人群体。这里所说的“胡人”，主要是指西北地区诸民族，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也包括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以及来自西亚的波斯人等。在这些胡人中，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居延汉简著录了许多汉代流寓中国的黑皮肤西域人。据统计，46枚汉简提到了黑皮肤的西域人，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居延汉简中有一件过所文书，释文为：“骊靬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由此可知，这些黑人是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人。

西域胡人进入中原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不少西域居民来到中原。其中有外交使节，《史记·大宛列传》说“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有来自大月氏、印度等国的佛教僧人，他们在中国译经传教；还有大量的难民，到中国来寻求安身之地；更多的是商人，《后汉书·西域传》写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以及在北齐和北周初期，又有大量的西域胡人再次进入中原。北朝是胡人入华规模比较大的时代，为盛唐时代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来到中原的西域胡人多数是从事商贸活动。从事长途国际贸易的粟特人在沿途设立聚落点，这些聚落点不仅分布在西域各处，而且在从中亚通往中国的沿途中，包括长安、洛阳和通往东北方面的河北道、河东道的驿道沿线的主要州属都市，有他们的聚居点。粟特人以自己建立的聚落为据点组成贸易网络，帮助来往于贸易网络中城镇的商人进行买卖活动。他们通过在中亚和中国腹地间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网，源源不断地将大量丝绸运往西域，把西域物产运往中国。荣新江指出，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罕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从北朝时期开始，中央还专门设置“萨宝”这一官职，对胡人聚落进行管理。入华粟特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过所”才能顺利进行。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粟特商人还有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长庆二年（824）“京师衣冠子弟” 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覆盖了一切重要商业领域，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

西域胡人进入中原以后，有一部分在各政权中仕宦为官。如北魏时，归附的鄯善王鄯宠担任魏镇西将军，其子鄯视为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康婆的先祖在北魏孝文帝时归附，其祖、父先后担任北齐相府常侍、隋定州萨宝。有些胡商和他们的后代受到政府的重视，入朝为官。如《北史·安同传》记载：“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为苻坚所灭，屈友人公孙眷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随眷商贩，见道武有济世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登国初，道武征兵于慕容垂，同频使称旨。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 又如北齐长广王和士开，《北史·和士开传》记载：“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他父亲就在北朝做官，“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一度当过仪州刺史。和士开得到齐世祖的宠幸，主持朝廷。“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北齐的另一位大臣安吐根也是胡人。他不满和士开的恶行，力劝皇上把他驱逐出朝廷。《北史·和士开传》记载：“安吐根继进曰：‘臣本商胡，得在诸贵行末，既受厚恩，岂敢惜死？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另外，还有一些胡人担负国家外交使命，充当朝廷使臣。

还有一些西域胡人，抱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到中原来传教。最初来中国传播佛教的外国僧人来自西域如月氏、罽宾、龟兹等国。他们“不吝乡邦，杖锡孤征，来臻中夏”。还有的胡人从事专门的文化艺术工作，如传播工艺、歌舞、乐器、绘画、雕刻等。(www.xing528.com)

由于进入中国内地的胡商很多，并且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胡人、胡商的描写。蔡邕《短人赋》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其序云：“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汉末人繁钦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他在《三胡赋》中说：“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额，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訾，洞额仰鼻。”

宋刘敬叔《异苑》中描写了胡商有异于汉人的形象与习俗：“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殓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胡道洽，从其姓观之，即有胡人之嫌，“体有臊气”，这是白种人所特有的体味；音乐与医术，也正好是西域胡人的擅长，所以此人无疑是西域胡人。在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域胡商普遍具有的爱好与习俗。如佩戴香囊之特征，与胡人体味较重，佩戴香囊以驱秽有关，也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

在汉代的各类艺术品中，也可见到一些外国人的形象。例如在广州汉墓中，有一些随葬的陶俑灯座，陶俑的特征为深目高鼻，体毛发达，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亚和南洋群岛的人相似。1975年，贵州兴义县、兴仁县发现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一个墓出土了一件铜制的跪人灯，残高26厘米，跪在地上的人上半身袒露，手持灯插。头发卷曲，高鼻大眼，显然不是蒙古利亚人种。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西汉中期13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双人舞盘铜饰物”，上面的两个跳舞的男子深目高鼻，有研究者认为其“疑来源于西方”。高鼻深目的人物，也可见于汉代的壁画中。1971年在河北安平清理了一座东汉末年的大型多室砖室墓，墓室右侧室西壁的壁画上，有一人深目高鼻，赤膊赤足，穿着黄色三角形短裤，举着双手，叉开两腿在表演。

在洛阳出土的北朝墓葬中，也发现不少胡人俑。如：北魏元邵墓出土的扶盾武士俑、扶剑武士俑、长衣俑与童俑，都是西域胡人形象，深目高鼻、卷发虬须，穿窄袖胡服，脚蹬胡靴，造型栩栩如生。该墓其中的两件“昆仑俑”头发卷曲，身体彪悍，似非洲人形象。又如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侯掌墓，有4件胡俑，高鼻深目，双目凝视，络腮胡，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腰带，鞋尖微露，属典型的阿拉伯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