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中的丝绸之路商人

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的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在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国际贸易中，中亚各民族承担了重要的职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被称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沙畹说：“贸迁丝物者，要以康居人为众。”这里所说的“康居人”实即粟特人。粟特人是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 等。他们原来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索格狄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在粟特地区大大小小的绿洲上，渐渐聚集成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安国、东曹国、曹国、西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不同时期或有分合，史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是一个几百年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被诸多中外学者认为是古代中亚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正如腓尼基人、犹太人在地中海沿岸和北海远程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粟特人在中原通往地中海的漫长商路上，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民族犹太人时指出了“商业民族”的特点，他说：“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在腓尼基人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38]

粟特人就是“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的商业民族。粟特商人大约从东汉后期开始往来于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到了5世纪北魏时期，他们在东方的商业活动达到高潮，活动范围已扩展到长江流域。《高僧传》卷三四记载：“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旧唐书·西域传》说中原人看到的粟特人是“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到粟特人：“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毡褐，衣皮，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39]

粟特人沿着传统的丝绸之路，由西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粟特人所走出的丝绸之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或从南道的于阗、且末、石城镇，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入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并州、云州乃至幽州、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0]这些聚落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过往的粟特商人提供必要的服务。粟特人奔走在丝绸之路上，以沿途的绿洲城镇为转运点。有的在一些居民点留居下来，形成自己的聚落，或在可以生存的地点建立殖民地；有的继续东行，寻找新的立脚点。《后汉书·马援传》说：“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

丝绸之路沿线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是丝路贸易的集散市场。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的各绿洲城镇，在国际性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绿洲都市就在这种情形下，日益提高了它的驿站功能及行商基地的性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丝绸之路及周边的楼兰、敦煌、长安和洛阳等大小城市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移民聚落。比如疏勒，作为丝绸之路南北两线的通道，《汉书·西域传》首称其地“有市列”。所谓“市列”，就是市镇上的店铺，按商品种类陈列进行营销。“从粟特本土向东，几乎每一个大的城镇或者是位于重要的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身影……成为他们的商贸据点，甚至成为他们货物的集散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转运金银丝绢。不论向东还是向西，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等西域王国的都市，必然成为粟特人的驻足之地，这些西域王国也从粟特人操纵的丝路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益。”^[41]

吐鲁番出土有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反映了在高昌地区进行贵金属、香料等贸易的双方，基本上是粟特人，也就是说，从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运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地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英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据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岩刻题记，指出粟特人“不仅仅是粟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担当者，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担当者，同时又是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的担当者。换句话说，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最重要的担当者。大概正是因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42]。

茫茫沙海，漫漫丝路，这些背井离乡的粟特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商旅，自东而西，或自西而东，背负着中国人所创造的丝绸以及其他精美的物产，或是西域盛产的羊毛织品以及其他器皿银币，为东西民族互通着各自的物质文明成果，也带给人们异域的文化信息。而“粟特人的语言……是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通用语言”^[43]。有学者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粟特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通过丝绸之路，古代世界得以沟通和交流，而中亚粟特人是东西文明的主要‘搬运夫’。”^[44](www.xing528.com)

但他们经历的却是一段长途跋涉的极为艰辛和充满风险的旅程。《汉书·西域传》说到这些商旅的险恶遭遇：“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除了自然环境的险恶之外，沿途还时常有盗匪出没，匈奴的劫掠，商旅贩客常常有被劫杀的危险。所以，长途贩运是一段极为艰险的旅程。为此，粟特人的贸易活动，都是以商队为单位集体，结伙而行，往往是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一道行动，并且拥有武装以自保。晋荀氏《灵鬼志》讲过一个西域胡商艰难的经商故事。商道上除了自然条件险恶之外，还有强盗、小偷之骚扰。而行者“鱼贯相连”，则反映出当时明商通常是以商队的形式组织集体贩运。

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是一种民族成分多元化的混合型商队，有时商队的规模相当大。佛经中有500名商人遇盗的故事，反映的就是粟特商人旅途中所经历的情况。北齐天保四年（553），凉州刺史史宁俘获了一支由胡商240人、骆驼600头及杂彩丝绢以万计组成的非法商队。出土的安伽墓、史君墓，流失国外的Miho美术馆所藏北齐石棺床，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有关于商队运营的场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学资料。另外，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给我们提供了粟特人经商的详细情况，甚至在敦煌、龟兹等地的一些石窟中也常绘有与中亚、西亚商队有关的壁画。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北方墓葬中，常出土有骑驼或牵驼、牵马胡俑，还有载货驼俑、马俑、驴俑等一系列陶俑的组合，这些出土的大量胡人俑为我们描绘了丝绸之路上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表现了墓主人对他们经商经历难以忘怀。

在东汉到唐末的数百年间，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草原民族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从遥远的粟特故乡，到中国中原腹地，由于精心的准备和严密组织，粟特商人得以在丝绸之路上，维持了数百年的贸易往来。“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45]，通过商业活动这一纽带，粟特人客观上担当了中西之间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日本学者羽田亨特别强调粟特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上的作用。他说：

除了转运商品外，伴随着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地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的经商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他们作为文化传播者，也占有重要地位。^[46]

9世纪以后，粟特商人所承担的丝绸之路贸易的职能，由回纥商人所取代，继续从事长途贩运的国际贸易。不过，“回纥商人”指的是回纥国的商人，这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粟特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丝绸贸易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粟特商人”，稍稍改变了身份，却仍然活跃在丝绸之路这条中西交流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