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张骞通西域开启丝绸之路

中国与西域的正式往来关系，一般认为是从张骞通使西域开始的。此后，“历朝对于经营西域，皆有所贡献”^[12]。

汉代张骞通西域，古史说“凿空”，意思是自张骞通西域始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史记》记载了张骞通西域后，“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说：“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然而所谓“张骞凿空”，实际上是就中国与西域各国的官方关系而言。在此之前很早的时期，两地之间已开始了民间往来、商贾贸易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已经由中国延伸到很远的西方。不过，汉代中国与西域各国建立官方关系之后，丝绸之路更加通达，从而也就促进了中西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季羡林就此问题评论说：

到了汉代，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开辟了以后，又推动了文化交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汉代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高潮之一。高潮的主要标志是，东西双方相互的信息量增加了，东西双方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交换得更加频繁了。这里的东指的是中国，西指的是沿丝绸之路的国家，路的尽头就联上了欧洲。^[13]

但是，张骞之前的民间交往，只不过是一出历史正剧的序幕，一场文化传播的美妙交响乐的前奏，真正的开始还在后面。因为，一方面，中国在汉以前，边患频仍，战事不断，自身经济、军事、文化力量，尚未充足到更自觉、更有计划和更有目的地向西拓展，而同时，西亚尤其是西欧向东发展、接触、推进的势头也还不够强劲，这就是“传播”和“引导”两方面的力量还应待加强。就人类发展史的总体状况看，进一步的发展需要等待物质的和精神的更成熟的条件。

这一情形，直到张骞的出现，才有了彻底的改变。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开始建立起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官方关系。

汉武帝遣使西域，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人的侵扰。匈奴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汉初时，汉朝一直对匈奴采取忍让妥协的政策，与匈奴和亲并赠送大批缯絮米蘖。但匈奴仍自恃强大，每每策骑南侵，掳掠汉边民和财富，给汉朝的安定造成很大威胁，同时压迫西域各国，阻遏汉朝与中亚各国的商业往来。汉武帝继位后，改变了对匈奴的政策，积极抗击匈奴的侵扰。武帝得知原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驱赶出故地，而且匈奴单于杀了大月氏王，大月氏人常思报仇。“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史记·大宛列传》）于是，武帝决定派遣使节出使大月氏，劝说大月氏人和汉朝联合起来共同击败匈奴。

自战国时代至汉初，大月氏人一直居住在河西走廊这一带。汉初匈奴强盛起来，前177—前176年，匈奴人向大月氏进攻，月氏大部分被迫西迁天山以北地区。老上单于时，匈奴再次大破大月氏，大月氏人被迫再度西迁，小部分未能西迁的留在昆仑山北，保南山羌，号称“小月氏”，西迁的称为“大月氏”。大月氏西迁后，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并于前126年吞并大夏，大夏故地也就成了大月氏的国土，随后又把都城南迁到阿姆河南的监氏城（又作蓝城，今巴尔克）。《后汉书》记载大月氏西迁之事说：“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凡五部翖侯。”

在大月氏西迁之初，这“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大部落联盟，一步步紧追着塞种人往西迁徙，给中亚的塞种人以很大的压力，使得中亚的塞种人—马萨革泰人、萨卡拉瓦克人、帕喜人等不得不纷纷南下，闯入了安息北边边疆，酿成安息历史上“塞种人入侵”的严重事件。而至1—2世纪，大月氏人更加兴盛，在阿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建立起强大的贵霜帝国。印度学者纳拉因（A.K.Narain）说：“月氏人进入大夏地区，从东方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也随之而来。贵霜充分利用了他们同中国以及在他们东面的中亚地区的关系。像丝绸这种新的外来货物从此进入西方市场。月氏人自己是不是精明的商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贵霜的统治带来了政治稳定与和平，粟特人和大夏人加强了他们的商业活动。为了同罗马世界的联系，他们开通了新的道路。”^[14]我们在后面会多次提到，在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中国与印度的交流中，甚至佛教在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大月氏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得知大月氏人的消息，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其共抗匈奴。于是，便有了张骞西使“凿空”这样在中西关系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不仅如此，汉武帝的决定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Adshead）指出：(www.xing528.com)

丝绸之路真正的开端还是因为中国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公元前126年当张骞出使中亚归来后，汉武帝很快就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其目的本来是寻找军事同盟，对付匈奴的入侵，但后来的外交活动以及为防御而建设的从敦煌穿越罗布泊到焉耆的道路，其动机却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汉武帝和他的继任者需要一个向西方开放的窗口，以制衡不断威胁中国的、因隔绝而出现的闭塞。^[15]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向导、随员等100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大月氏。但当时他们只知大月氏已被匈奴赶出故地，对他们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并不清楚。而且出使途中必须经过匈奴统治的地区，充满了危险。张骞一行经陇西时便被匈奴拘留，一住就是11年。后来他和随从人员乘机出逃，翻过葱岭，兼程西行，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到了位于今中亚费尔干那的大宛。在大宛，即“在费尔干那盆地的西部地区，古代两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所行的路线在历史上第一次汇合在一起了。大约在张骞从东方到达这里200年以前，即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支部队由西方来到费尔干那盆地的入口处”^[16]。

大宛国王久闻中国十分富庶，很想与中国通使交好。所以对张骞一行热情款待，并继而派向导陪同张骞等人经康居赴大月氏。康居位于锡尔河流域，是当时中亚细亚北部的大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保持与康居的联系，一直是汉朝发展与西域各国关系的重点，张骞初到康居，康居王派人送他们一行到大月氏。

张骞在前129年抵达大月氏，打算约他们与汉夹击匈奴，而此时正是在大月氏刚移徙到妫水北“臣畜大夏”后不久，大月氏已立新王，吞并了大夏，安居乐业，且中国相距遥远，所以大月氏王对张骞提出的与汉结盟共破匈奴的建议并无多大兴趣。《大宛列传》说当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张骞在监氏城逗留一年多，不得要领而返。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张骞取道南山（阿尔金山）经羌中（青海）归国，中途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后，适逢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出，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西使，前后共历13年，回来时仅他与随从甘父二人。

张骞此行并未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西使的意义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以13年时间的跋涉于大漠荒原之中，周旋于敌国异域之间，匈奴的威逼诱惑不为所动，路途的险恶不为所阻，一路上常常依靠善射的堂邑父‘射禽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大月氏。终未达到原来结盟的目的，却经历了中原使者前所未有的途程”^[17]。作为汉朝的官方使节，张骞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是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方豪指出：“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兹略言其与中西交通史直接有关者，盖在海道未通前，无论中国文明西传，或西方文明东传，均非先经西域不可也。”^[18]麦高文指出：“在此之前，西亚（包括波斯及印度）和东亚，几乎完全是两个分离的世界；冲破这一阻障的，便是张骞；印度的、波斯的，乃至希腊的和拉丁的影响之传入以前素来孤立的中国，骞实开其先路。”^[19]

汉元狩四年（前119），即距张骞第一次出使归国后7年，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道可通”。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这次赴西域的直接目的是联络乌孙以共抗匈奴。乌孙是原住在甘肃河西一带的游牧民族，服属匈奴，后向西迁移至天山以北，摆脱了匈奴控制，为此匈奴发兵讨伐乌孙。此次张骞出使，情况与第一次迥异，一路通行无阻。他率300多人的庞大使团，带牛羊数万，金币帛直数千万之多，经数十天行程，抵达乌孙都城赤谷。但乌孙国王因汉朝相距遥远，不敢断然与匈奴为敌，且其时乌孙国内政治冲突尖锐，所以没有接受张骞结盟的建议。但在张骞回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国王派遣数十名使臣随行赴长安。乌孙使臣见汉领土广大，景物繁华，回国后向国王报告，于是乌孙便有意与汉朝交好。此后，汉使多取道乌孙南境前往大宛、大月氏等中亚国家。前110年，乌孙王与汉朝和亲，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为后，双方关系更为密切。

张骞在乌孙时，还分别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穼（策勒）及其邻近国家，带去丝绸等贵重物品。“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史记·大宛列传》），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所到国家的使者。“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西域许多国家和汉朝有了正式外交往来。赫德逊说：“从《史记》上我们看出，不管是派遣使节出去，或是招待那些被访问国家回访的使团，从不吝惜要给外国人造成中国伟大的印象。……从皇帝的观点看来，所收到的贡献来的外国物产与珍品，超过了所付出的外交费用；一般中国丝绸，在大宛、大夏或安息都被视为珍贵物品加以接受了，而作为回赠，中国朝廷则收到这些国家的稀奇物品。这样，交换使节就成为一种贸易形式，而且由于创造了习惯和需求，还为进一步非官方的贸易开辟了道路。”^[20]

由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逐渐地，通往西方的使者多了起来，在这些中国人的行囊中带去了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名贵丝绸。……沙漠商队很快就抵达帕西亚，他们不仅带来丝绸、黄金、桂皮，还将带回布料、香料、酒、马匹和一些新物品”^[21]，而“与西部地区的贸易交流，使中国的绘画、音乐、新的农业产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汉代高度发达的天文学和算学即反映了来自印度与西亚的影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