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人如何接受海外文化

有了交通，就有了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就有了相互之间的你来我往，相互的认识和了解，就有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形成世界文化交流的大图景。交通是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方面，不断有外来文化的各种形式、各种形态、各种因素传播过来，被中国人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扩大着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本书在许多部分会介绍不同时期中国人对外国的有关记述，这些记述有的是正史中的文献，如历代的《西域传》《东夷传》等；有的是各种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如各种《异物志》；汉唐以后的各种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还有更重要的是历代行人的有关游记、报告等，如三国时期康泰的《吴时外国传》，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都是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文献。海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生影响，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并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容过程，而且还包含着中国人主动认识世界、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是历代中国先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畏艰险，主动走出国门，把在外国的所见所闻、交通和历史地理知识，把他们所了解的各民族、各国家创造的先进文化，把他们所接受的信仰和他们认为的生活真理，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们，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

早在中华文化的初创时期，中国人就开始有了对当时所知世界的概念。《周礼·地官司徒》说：“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注说：“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 这八大以物产生态为视点的地形地貌分类，可说是对三代以来交通地理知识的涵盖。

《禹贡》说大禹治理洪水，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海洋的自然分界，把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交通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列出20余座山岳，归纳为4条自西向东的脉络；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这个“九州”的概念，就是当时人们所认知的世界。

夏朝疆域主要在今陕西、河南和山西3个省之间的黄河流域。但在夏朝的中心统治区之外，还有南方的三苗、西戎和东夷等族的大量氏族或部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左传》这里所谓的“国” 应是指早期的氏族和部落。可以说夏朝的统治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由《禹贡》所划九州的分布来看，夏朝至商周时期的北疆和东疆包括广大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均可视为先秦时期海疆的基本范畴。据《禹贡》描述九州，是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所划分的九大地理区域。

在夏代，已经有了“四海”的概念。古代文献中追述的夏代交通地理观念，常用“四海观”来概括。如《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禹贡》谓“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益稷》言禹“外薄四海”；《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包括夏代商人的祖先，亦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之颂，甚至所谓商汤受天命革夏，尚且承夏代而“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尚书·禹贡》中详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土地出产、贡赋，还提到了远离“天子之国”2500里之外的荒服之地，并特别明确指出了舜禹之时“天下”的大致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尔雅》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四海之内”的本意是指包括周围蛮荒之地在内的已知“世界”。《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游的最远之地是昆仑山以西的“西王母之邦”。《山海经》中“海内、海外、大荒”诸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就是先秦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四海之内”和“天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

商代则强调“四方”的地理概念，如《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多士》说“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墨子·非攻下》说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史记·殷本纪》载汤见野外网张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如此等等。“四方” 即“四土”，表示一个范围相当广大的地理区域，中心点为都城大邑或商邑。商人关于周边各族群的记述也与地理方位联系起来，称周边民族政权为“方”，商人的记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这大致构成了五方的轮廓，成为商人观念中的政治空间结构。商的政治中心地位通过“方”或“多方”来突出、体现。周人继承了商的世界观，强化了中心对四方政治统御的观念，以周王室中心建构了一个以礼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化政治体系。在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中，蛮夷、戎狄也被安置在边缘的位置。对五服制较典型的记述，如《国语·周语》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从战国至西汉，在商周宇宙观的基础上，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进一步完善。占据中央位置是正统地位的象征，如《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相对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极、四荒、四海等，而这些边缘地带是与民族相联系的，如《尔雅·释地》说：“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是很古老的地理类著作。虽然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有许多想象和传说的成分，但大体上包含了那个时代即早期文明所认知的世界，是早期中国人的“世界观”。“先秦时期，人们即以‘九州’ 为中国，同时又常以‘四海’泛指中国四方疆域乃至域外世界。最初古人以为中国四境皆为大海环绕，九州之外即为四海。但后来则多半为了行文对举而采用‘四海’之名。在中国载籍中，‘四海’一词之含义不尽相同，例如《尚书·大禹谟》说‘文命敷于四海’，指的是天下或全国各处。《尚书·禹贡》的‘四海会同’，则泛指中国四周的海疆。”^[46]

到了汉代，特别是张骞通使西域之后，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纪传体史书有诸如《西域传》《四夷传》《西戎传》《外国传》等，专门记述他们所知道的周边世界。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也随着对外的接触和交往、中外文化的交流、民族融合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至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域外地理范围的熟悉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熟悉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具体的记录，与此同时这些记录还包括这些地方的交通道里、风俗民情、奇珍异物、历史沿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履迈得更远，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在不断地扩大。葛兆光指出：

似乎古代中国与世界在很早就不是隔绝的，那些零星的渗透和逐渐的滋漫，就瓦解了隔绝的堤岸，于是到了汉代，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一下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拓展了中国人的“世界”，并真正地在中国思想世界发生了有意义的影响。^[47]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编《三国志·魏书》首次设置《倭人传》，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

汉代以前，中国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晋以降，通商贸易的发达以及西行求法的兴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详记其行经之地的情况及所到国家之风土人情，并著书刊行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的熟悉。

我国西南部与域外海上交往始于汉代，至三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和《汉书》较少有关于南海的国家的记述。至三国之后，其记述渐多。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后，完成了两部有关南海地区的地理著作，是史籍所知记载南海地区最古的资料之一。此后，吴丹阳太守万震撰《南州异物志》，刘宋时亲至扶南的竺枝撰《扶南记》，所记不局限于扶南，亦包括一些南海中的国家。《宋书》和《南齐书》均在《蛮夷列传》中记述了南海中的国家。其后唐姚思廉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首次专设《海南诸国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对南海的国家的史地知识。其中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扶南国、盘盘国、丹丹国、婆利国、中天竺、师子国等十几个国家。

自古以来，西域是中原王朝致力于探索、开拓和认知的重点。最早的记载说黄帝西巡，并派伶伦西赴昆仑，又有关于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的故事。不管这些传说的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说明西方、西域是早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一种“意象”。自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通往西域之路后，西域与内地交通大开，人们对西域的认知也大大加强了，认识比较具体和实在了。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西边最远的国家是“条枝”。“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有学者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的缩译。此城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奥伦特河之畔，因此，“临西海”即临地中海。《后汉书·西域传》说：“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但受到安息西界船人的阻挠。还提到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此条记载与《史记》所说“条枝”临海的方位大致相同。这大致上就是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的西部“边界”。1936年，贺昌群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人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了条枝、了解了大秦（罗马共和国），而北面则知道了丁零与坚昆，到了贝加尔湖，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发现的汉委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48]

汉魏以降，佛教兴盛，大批西域僧人东来传译经法。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赴西域各地寻求经法。西行求法热潮的掀起，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对西域与中亚地理熟悉的发展。这些求法的僧人有许多关于西域史地的著述，如东晋宝云《外国传记》、法显《佛国记》、智猛《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宋道普《游履异域传》4卷，北魏道药《游传》，宋法盛世《历国传》2卷、宋云《魏国以西十国事》、惠生《行记》。这一时期撰写的西域史地著作还有：西晋佛图调《佛图调传》、支僧载《外国事》，东晋道安《西域志》《西域图》和《四海百川水源记》，南朝齐昙景《外国传》5卷、法献《别记》、刘宋竺枝《扶南记》、竺法维《佛国记》，齐法献《别记》等。

对外交往的扩大，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人们世界视野的扩大，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促使人们反省本土文化的不足的部分，并且用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补充自己、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对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也是极有意义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意义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认知或多或少有关。所以，正是对外开放的扩大促进了自身内部的变革，开放促进了改革。葛兆光指出：资源，即便有，更新与变异也只是在思想世界的内部，并不影响整个思想世界的格局。而此时的世界拓展与思想碰撞，就给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些外在的，但又是新鲜的变革动力。^[49]

世界视野的拓宽必然引来文化交融与冲突，文化交融与冲突则必然导致思想世界的变化。一般说来，在意识形态逐渐完熟、定型与固定化的时代，思想体系的内部就已经不再具有自我更新与引发变异的

【注释】

[1]［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2]即北部湾。

[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罗径国等译：《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4—355页。

[4]江上波夫：《8世纪的日本和东亚》，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

[5]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

[6]［德］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引自［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②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7]斯坦因1924年11月3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的演讲。演讲题目《亚洲腹地——历史从此处展形作为其舞台的地理条件》。

[8]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9]［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10]［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1]［法］布尔努瓦：《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法］戴仁编，耿昇译：《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376页。

[12]［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13]［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14]［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5]季羡林：《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兰州商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6]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17]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404页。

[18]［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71、133页。

[19]［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8页。

[21]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暨南大学文学院主编：《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22]［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从罗马到中国：恺凯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法］F.B.于格、E.于格著，耿昇译：《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3—14、16页。

[23]［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24]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5]［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26]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0页。

[2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页。

[28]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165页。

[29]牛秋实、葛臻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30]［英］G.F.赫德逊著，李申、王遵仲、张毅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页。

[31]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32]引自牛秋实、葛臻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33]参见朱龙华：《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页。

[34]［英］H.裕尔撰，［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35]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3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3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3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4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

[4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567页。

[42]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6页。

[43]［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

[44]［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45]［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46]陈佳荣：《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38页。

[4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48]参见吴泽主编，金自强、虞明英选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4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