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朝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经略策略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很畅通发达，海外贸易发展繁荣。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相对北方混乱的地方割据与军事纷争而言，南方的局势比较稳定。南方各政权，即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积极发展航海事业，扩大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联系。白寿彝指出：

魏晋以后，南海的交通，或较前为盛……南海交通的发展，在交通史的意义，不在其能否代替两汉时的中外交通，而在预告另一个将要来到的时代中，南海在中外交通上，将占有怎样的地位。^[35]

三国时期，吴国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南岸及东南沿海。吴主孙权利用通达外海的地理条件，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发展海外贸易，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范文澜说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36]所以东吴时期，不但沿海航行活动频繁，而且与海外的交往也相当密切。孙权时，派朱应、康泰出使东南亚诸国，泛舟南洋，历时一二十年，航迹相当广泛，对当时的东西方航路已有所了解。

孙吴政权的造船业有很大发展，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临海郡永宁县、横屿船屯、南海郡番禺县等港口。同时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3000士兵，有上下5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很强。孙权乘坐的“飞云”号、“盖海”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东吴的海船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只需一月，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多帆海船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1955年在广州出土的东吴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8根横梁，8根横梁说明有8副隔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9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了横梁和隔舱板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在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

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南下夷州和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等国。吴国灭亡时，尚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创造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也逐步增强了对海上航行及其航路的认识，形成了南海海上航行交通路线图。古代渔民在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的过程中，对那里的自然情况、岛礁位置、航行路线、渔场分布以及岛礁名称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记录。这种航海记录和航海图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西晋初时与南海诸国频繁交往，由于洛阳与江淮之间的运河已经畅通，各国使节由水道频至洛阳。徼外诸国多“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据史书记载，在南方，西晋王朝初年与林邑、扶南等国皆有官方交往。“林邑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林邑王范文“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扶南国“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晋书·南蛮传》）。甚至大秦国人亦通过海路入贡，经广州至洛阳。除了官方交往之外，海上贸易也有所发展。《晋书·南蛮传》“林邑”条记载，林邑王范文“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范）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反映了商贾在林邑与中国之间的活动，他们有的还深入内地至洛阳。(www.xing528.com)

东晋僧人法显赴印度求法，回国时取海路，从古印度东北部多摩梨帝国出海，经师子国，横渡孟加拉湾，航达苏门答腊东部的耶婆提国，再北上归国。从法显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南亚与东南亚和东亚之间的航海交往已相当频繁，200人以上的商船往返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已是很普通之事。这时的商人已经熟知“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从孟加拉湾至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从苏门答腊至广州，已有相对稳定的航路与航期；多摩梨国、师子国、耶婆提国和广州，都已成为当时主要的海上通航与通商口岸；当时已有横渡孟加拉湾、暹罗湾的较为远程的航路，反映了航海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政权对发展海外交通采取积极的态度。关于南朝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梁书·诸夷列传》中有记载。

到梁代时，“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海外交通相当发达，与许多国家都有交通往来。由于北方有北朝阻隔，所以宋、齐、梁、陈诸朝的海外交通主要还是面向南海海上可以联络的国家。梁朝元帝萧绎作为很有造诣的画家，曾作《职贡图》，表现了当时外国来使的情况，展现南北朝时期国家间友好往来的繁盛场面。原画所绘有25国使臣，现存此图为残卷，描绘12位使者朝贡时的形象，依次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的使者。图中绘列国使者立像12人，皆左向侧身，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南朝时，中国航海者不仅与亚洲众多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航海贸易，而且越过南亚印度半岛，将海上丝绸之路通到了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头，直接沟通了东、西亚之间的海上联系，如《宋书》所说：“舟舶继路，南使交属。”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南部已与印度、锡兰乃至更远的波斯建立起固定的商贸联系。中国船舶自南海、印度洋西航，印度洋沿岸及东南亚国家船只东来。《太平御览·舟部》记载：“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贸易输入的物品，除传统的象牙、犀角、玳瑁、琉璃器外，吉贝（棉花）和香料也日渐增加。出口物品仍以丝绸为主，陶瓷器、铜铁器、漆器显著增加。《宋书》卷九七记载当时中国南部与西方交流的情况：“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总之，从汉朝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在南洋的海上交通已经十分发达。勇敢的航海者们乘风破浪，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地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把航线延伸到遥远的西方。海上交通的开辟和发展，沟通了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联系，加强了双边的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唐人杜佑《通典·边防》对历代南海交通作总结说：“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