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通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在南海的交通开辟很早，百越民族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沿岸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商、周时代。1989年，广东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3处距今4000—5000年的岩画，描绘了当时的船只和船上人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岩画刻画的船是先秦时期越人用木料加工组合而成的海船，已能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推动船在海上航行。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海上探险、大规模海上运输、海外贸易及频繁的海战中先后出现了海上强国——齐国、吴国和越国。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庾”。越国一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经常在南海进行航海活动，并通过番禺港进行贸易。番禺是越人的一支扬越建立起来的。“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货殖列传》）同时，百越航海于海外所得黄金、珠玑、犀象等也作为贡品向楚国朝贡。航海实践使春秋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们把大海分为东海、北海等几个海域。人们已深知海洋气象，特别是风向对航海安全的重要性。

到秦代，我国已经具备了远程航海的能力，徐福东渡的故事，说明那时候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船队。秦末汉初，在南方的南越政权积极发展海上交通。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汉代南越人精于造船，擅长航海。南海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使用船舵、船锚的海区之一。汉代番禺是南海的造船中心，所建造和使用的木板船，能在海上进行远航和作战，在我国造船和航海史上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航海技术方面，指南针虽未被实际用于海上航行，但舟师用“观星定向”方法指导航行，出现了不少总结航海经验的著作，如《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海中五星顺递》等。秦汉之际已有与东南亚，甚或南亚地区建立航海贸易关系的可能。历史学家吕思勉说：

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言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27]

南越王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波斯风格的银器皿以及南越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证实了秦末汉初与印度次大陆之间海路已经开通。以南亚为中转站，岭南地区向西方输出丝绸以换取各种物资，并且可能有希腊工匠来到中国参与了南越王宫殿的建造。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和发展，促进了番禺市场的繁荣。罗马的玻璃器具，非洲的象牙、犀角，波斯的银器，南亚和东南亚的琥珀、玛瑙、珠玑、果品等异域珍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了番禺，再经陆路转运到汉朝的都城长安。(www.xing528.com)

到汉武帝时代，国力雄厚，武帝亲自七次巡海，鼓励海洋探险与交通活动。他在统一东南沿海，扫清沿海航路后，即利用雄厚的航海实力，大力开拓南海对外的交通与贸易活动，从日南、徐闻、合浦通往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不已程国等地，扩大汉王朝与海外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在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一条通往印度洋的远洋航路，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路。

这段记载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真实记录，这条往返南亚地区的汉使航程，属于一条沿岸渐进的印度洋远洋航路。^[28]

当时中国的南洋航海已由朝廷遣黄门（即皇帝的近侍内臣太监）执掌，并招募富有远洋航行经验的民间海员一起出航，说明民间的远洋航海活动必早于汉武帝时期。中国商人运送丝绸等商品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等中国商品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罗马帝国的大小城邦。汉船在异域航行途中，“所至国皆禀食为耦”，受到热情接待，还时有外国航海者或使节参加进来，结伴同行，或者还可能有外国海船沿途护送，“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这样，欧洲人乘船从海上西来，中国积极开拓海域，双方开辟的航线在南亚一带交汇，便成了东西海上交通的大通道，成为古代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它的西端，以地中海为中心，其触角延伸到西非、西欧和北欧各地；在东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各城市，向东亚、东南亚各国延伸。这样，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至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早期世界的国际贸易网络，共同担负起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