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叙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早期联系之后，再来看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和发展的一些情形，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包括两个历史时段，一个是史前文明，一个是文明的发生期，主要是商周两朝。这样的区分也只是有大概的意义。因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产生突变，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区分史前文明和文明发生期的明确界限。另一方面，所谓“史前”这个概念，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可以被理解。“史前”并不是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是像一些史家所说的“野蛮时期”。从以上所论述的内容来看，在所谓“史前”时期，许多民族，特别是草原民族，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文化，并且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承担了文化交流使者的责任。只不过他们的文明没有用“文字”这个载体记载下来，以至于后人所知不多，只能从有限的考古资料去挖掘、去想象。所以，笔者在写完这一章内容的时候，最大的体会或者说是收获，就是对全球史角度的“史前文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觉得，我们对于古代人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知道得太少，了解得也太少，仅仅是知道一个未必准确的梗概，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生动具体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故事更是知之甚少，甚至茫然无知。对于远古的文明，对于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所谓“史前文明”，恐怕更是如此。比如在本章上面所记述的许多事例中，比如青铜器的发明和发展、玉石文化的形成、野兽纹饰的产生和演变，等等，我们还无法找到真实源头。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事例去想象，那个时代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也会是一幅宏大的色彩斑斓的画面。
那么，当我们按照这样的角度和思路去想象我们的早期文明，就会惊奇地看到，在那个我们原以为是蛮荒的时代，在那一片至今看来仍然是极为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竟然也有着频繁的、多方面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发生在从东到西的广阔的草原上，发生在那些草原民族之间，也发生在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这样，就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华文明的史前时期和发生时期，注入了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因素，接受和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成果。这一点与我们了解的中华文明的独立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实是不相矛盾的。从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文化板块来说，处于这个大陆东端的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隔绝的情况下独立生长的。这一点史学家们可以胪列出许许多多的论证。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独立发生并不意味着和其他民族文化不相接触、不相交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把它们融合到自己的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几千年过去了，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中国先人最初的原生型文化，哪些是从其他民族中学习吸取过来的，还有哪些是学习了外族的文化形式后，再加上了自己的继续发展和再发明、再创造。
这就是说，在文明发生期，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进行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我们现在为了叙述和研究方便起见，常常把远古时代的文明说成是几大文明区，这样的划分实际上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大地上，潮起潮落，此起彼伏，涌现出无数个民族和部落，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原生型文化，只不过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彼此相近的民族文化具有更多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与此同时，他们又学习着其他民族的东西，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这样，在世界文化的发生期，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贡献。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看来，每个早期民族选择了适合自己生存环境的文化形式，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光互影，纵横交错，共同创造了文化初期的世界图景。
中华文明地处欧亚大陆的一端，不断地接受着来自中亚和西亚、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如果不是深入地研究，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许多已经属于民族传统的东西，其文化的源头，或至少是其创造的启发因素，竟然是来自遥远的甚至今天已经不知其名的民族。很难想象，我们每天须臾不可离开的面粉，竟然是5000年前从遥远的地方传播过来的；我们常常说起的“六畜兴旺”，其中马、牛、羊的祖先竟然在外国。我们常常自豪地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源远流长的“源”上，在这博大精深的“博”上，就已经包含着我们祖先学习到的、接收到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一个理由：在文化的初创时期，在文明的发生期，中华文明就具有博大的、开放的胸怀和品格，我们的祖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说到那个时期的文化交流，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宏阔的历史画面，就会联想到，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开辟出纵横交错的交通道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崇山峻岭，江河滔滔，大漠流沙，万险千难，而各民族的先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开辟出一条条连接各民族、各文化的交通大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以及从中国南方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通了，有了各民族往来的身影。如果我们想到那个时候的交通技术条件，就会感受到，那是多么艰难的路程啊！然而，正是在那个艰难的路程上，开辟出几千年世界文化交流壮丽而宏阔的图景。
回望早期的中华文明，看到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的先人，筚路蓝缕，辛勤劳动，进行着极为艰难又极为雄壮的文化创造，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出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迎来初升的中华文化曙光，开辟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而在这个源头，又敞开胸怀，学习、接纳和汇聚了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所以中华文化从其发生期开始，就塑造了自己开放和宏阔的品格，因而在此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能以这样的品格面向世界，始终能够从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源头活水，使自己如万里江河，生生不息。
【注释】
[1]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2]［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3]［德］雅斯贝尓斯：《智慧之路》，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4]［美］费正清、赖肖尔和克雷格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5]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6]［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页。
[8]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页。
[9]李琪：《中亚史前文化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10]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1]［捷克］赫罗兹尼：《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引自日知：《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
[12]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页。
[13]参见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4]参见［英］马丁·琼斯：《主食为何要迁移》，引自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15]［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6]参见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7]参见郭宝均：《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5页。
[18]［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19]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
[20]［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
[21]［法］谢和耐：《长城》，引自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381页。
[22]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
[23]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5页。
[24]峰巍撰，姚义田译：《出土中国镜的列别节夫卡坟》，引自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暨南大学文学院主编：《中外关系史论》第11辑《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5]郭大顺在2004年5月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研讨会上的发言。
[26]邵学海：《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
[27]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2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29]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1页。
[30]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
[31]邵学海：《先秦艺术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
[32]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33]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34]［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50页。
[35]参见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36]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19页。
[37]［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72页。
[38]参见［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上海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63页。
[39]［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上海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www.xing528.com)
[40]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1]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42]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页。
[43]［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4]林梅村：《汉唐西域与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45]郭静云：《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6]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古今论衡》1999年第3期。
[47]［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
[48]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9]郭静云：《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50]李济：《李济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
[51]［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52]参见吴大焱等：《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盖》，《文物》1976年第5期。
[53]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页。
[54]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5]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9页。
[56]［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57]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5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59]参见郑杰文：《穆天子传通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51页。
[6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3页。
[61]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62]［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页。
[63]参见郑杰文：《穆天子传通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6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65]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4页。
[66]［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67]参见郑杰文：《穆天子传通释》，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68]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1月11日。
[69]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榔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7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71]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古今论衡》1999年第3期。
[72]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73]［美］杰特曼：《草原艺术》，引自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74]［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76]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77]《咸阳石油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78]［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52页。
[79]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9页。
[80]参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8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8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83]［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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