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胡服骑射与骑兵文化

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草原游牧民族发明和改良了有关制作马饰、挽具、马鞍和武器的技艺，特别是弓箭以及人和乘骑用的铠甲。“马具是中国从中亚草原民族引进和加以借鉴的”^[75]，从而促进了中国骑兵的出现和发展。

骑马术一般认为是由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图兰人发明的。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前6世纪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安人已有骑兵。考古发掘说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Tiglath-PileserⅢ）时也有骑兵。中国古代在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冲突中，也逐渐开始利用马匹作战，出现了中国最早期的骑兵，并且引进和吸收了草原民族的马具。

殷代甲骨卜辞中有“马乎（呼）射、（禽）”，于省吾释为“惟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76]《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词，顾炎武释为“单骑之渐”。春秋时，晋大夫子旃以良马，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期已有单骑的习惯。但此“单骑”还不能看做是骑兵。

在春秋时期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军队实施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春秋史料有中原各国骑兵的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一般认为就是骑兵。秦入关中前，地处西北与戎狄杂居，善于养马、御马，与戎狄的战争一直未断。秦入关中后，同戎狄的战争更加激烈，这就为秦首先在中原地区设置骑兵创造了必要条件。与秦穆公同时代的晋文公在伐邺时也用了骑兵，“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吕氏春秋》）。秦、晋两个北方大国在前7世纪已经单骑作战。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以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了骑兵，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考古简报》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蹬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考古简报》将这两件骑马俑的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77]。这两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

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战国策·赵策二》说：“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赵武灵王改革服制的“胡服骑射”，对于中国服饰的变化的影响十分重要。美国学者麦高文指出：“较之马饰之发明更重要的，是马背乘骑的习惯所加于人类衣饰的影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裤的发明，只有穿裤，才能使两腿自由运用于马背。”“在中国，近代中国人的衣服虽以裤著闻，因为连妇女都习于穿裤，可是我们发现古代的中国衣服，却只有宽袍。直待公元前第三世纪之初，中国人才开始知道穿裤，而且直至公元后第七世纪时，裤的服用才趋于普遍。我们从直接的史料上获知，中国的采用裤，是直接受中亚文化的影响所致。”^[78]

“胡服骑射”就是为了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孙机指出：“胡服即衣裤式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79]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王国维在《胡服考》中说，胡服就是唐代的褶服。^[80]从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三彩俑等形象来看，褶服为圆领、右衽，双襟掩于胸的右侧，腰束革带，衣长及膝。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服饰上也可找出旁证。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身穿交领右衽，双襟交掩于胸前的上衣，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袖长达于手腕，窄袖口，腰束革带，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与上述胡服形制十分接近。而不同的是胡服没有配甲衣，而秦骑兵则把甲衣与胡服糅合在一起。其甲衣由125片固定与活动甲片组成，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既保留了行动灵活，又具备了安全性能。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这说明这种服装完全是从骑兵的特点而考虑设计的。二号坑出土的这种骑兵俑服装与唐代的褶服相比，除领子外，其他基本相同，应该是赵武灵王胡服的进一步改进和演变，这种服装就是“胡服”。(www.xing528.com)

在胡服上还有“带钩”。带钩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用具之一，其用途主要是钩系束腰的革带，还有作为衣襟上的扣钩或器物的挂钩等。一般认为带钩最初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胡人称犀比、师比等。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军士着短装，以革带束腰，故有使用带钩之说。实际上带钩的应用早于赵武灵王时期，清人阮元说：“师比之制创自赵武灵王，而革带有钩由来已久。”王国维《胡服考》说：“古革带当用钩。左氏僖二十四年《传》：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管仲射中小白带钩……皆古带用钩之证，然其制无考。其用黄金师比为带钩，当自赵武灵王始矣。”^[81]沈从文指出：“带钩的应用，相传为赵武灵王仿自西北部游牧民族。或指当胸革带使用的青铜带钩而言，初期只限于甲服上，加以发展，才代替了丝条的地位，转用到一般贵族王公袍服上。”^[82]

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从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军力就逐渐强大起来，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狄宇宙指出：“赵武灵王的主要目的在于要将他自己的华夏族人培养成为骑马的战士，以一支汉人和游牧族人兼有的骑兵队伍戍守赵国边境。”^[8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原来由匈奴等游牧民族掌握的骑射技术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梁启超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84]他还认为，赵武灵王与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四位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值得后代子孙骄傲的一位。梁启超甚至把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是魏国和燕国，亦分别有5000匹和3000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总数不下五六万匹，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40万人。

“胡服骑射”的意义不仅在于有了马匹和骑兵，而且在于学会了使用马，学会了用骑兵作为国家军队建设的主力，大大提高了马这种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整个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骑兵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主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