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黄帝时与西方交往的传说，其中说黄帝派伶伦赴昆仑寻找竹子制作笛子，似乎也说了一个中国乐器的西方起源故事，至少是说中国音乐在源头上就与西域的音乐有所接触和交流。《吕氏春秋·古乐篇》有“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一段记载，说伶伦模拟自然界的凤鸟鸣声，选择内腔和腔壁生长匀称的竹管，制作了十二律，暗示着“雄鸣为六”，是6个阳律，“雌鸣亦六”，是6个阴吕。
《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吕氏春秋》说伶伦是“自夏之西”，《汉书》说“大夏之西，昆仑之阴”“阮隃之阴”，都说伶伦到了西方的昆仑地方，“阮隃”就是昆仑。伶伦在那里取竹制笛，听凤鸣制十二律。
关于先秦时期四夷音乐传入中原，史籍多有记载。毛苌《诗传》说：“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周礼·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白虎通·礼乐》说：“东夷之舞曰朝离，万物微离地而生。乐持矛舞，助时生也。南夷之乐曰南。南，任也，任养万物。乐持羽舞，助时养也。西夷乐曰味。味，昧也，万物衰老，取晦昧之义也。乐持戟舞，助时养也。北夷乐曰禁，言万物禁藏。乐持干舞，助时藏也。”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有音乐舞蹈来自周边“四夷”民族。历史学家向达指出：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以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远在成周即已有韎师、旄人及鞮鞻氏之官，以掌回夷之乐舞。[70]
北方草原民族的音乐和乐器在中原也有传播。徐中舒认为，在草原民族向中原传播犬、马等家畜的时候，“饰犬、马之铃，亦当与之俱来”。“铃输入后，中国之人习闻其音有似于琴，故即以琴名之。此犹今人之称胡琴、钢琴、风琴、洋琴也。”[71]中国有铃之后，王者及令长迅即用为宣布教令之具。《礼记·月令》仲春说：“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礼记·明堂位》说：“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周礼·小宰》郑玄注：“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夏书》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这些记载是以铎为宣布教令之事。《诗》所谓“舍命不渝”，《令方尊》所谓“舍四方令”，也是如此。《礼记·玉藻》说：“在车则闻鸾和之声。”鸾和为车上铃，鸾在衡，和在轼，“锣”即“鸾和”二字之合音。(www.xing528.com)
西域胡舞在商代传入中国。《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好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里描写的可能是殷臣师涓为纣王编排的“北里舞”。据林梅村研究，这种“北里舞”实际上是一种裸体舞蹈，这种出现于宫廷的裸体舞蹈并非中原固有的文化。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裸体舞蹈可能起源于波斯。法国伊朗学家阿尔（C.Huart）在《古代波斯及伊朗文明》一书详细考察了这种裸体宗教舞蹈的来龙去脉。商代宫廷里出现的裸体舞蹈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的文化有联系。
西周是中国上古音乐的集大成时期，也是音乐的高度繁荣时期。《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是把殷周当成了上古音乐的汇集和发展高峰。这一时期，以“六乐”为中心，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宗庙音乐体系。除宗庙音乐外，周代音乐又可分为士人音乐、民间音乐和四夷之乐。《周礼·春官》说：“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汉郑玄注：“四夷之乐，东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另据《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成王下令周公在其封国鲁配享天子礼乐，其中就包括四夷之乐，即“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周代的乐舞已经融入了四方边地民族的节目。
除了四夷之乐外，四方的民间乐舞即所谓“散乐”也有专职人员采集和施教，传说中还有域外乐舞的传入。任昉《述异记》卷上记载：“周成王元年，贝多国人献雀舞，周公命返之。南海中有轩辕丘，鸾自歌，凤自舞，古云天帝乐也。崆峒山中有尧碑禹碣，皆皆籀文焉。”
据《拾遗记》卷二记载，伴随着歌舞表演的还有域外杂技幻术。周穆王在位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亥，千变万化，不可穷极”。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从域外传来的杂技和魔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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