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者依据《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先秦文献，结合希腊拉丁作家的有关记载，对草原之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穆天子传》为国内外学者经常援引和考证的重要著作之一。学者们对《穆天子传》的真伪及地名、部落名有各种各样的考证，多数人认为其概述的地理记载与真实地理状况是相符的，“该书作者是根据当时熟悉这段路程的旅行家或商人的报告写下这个故事的”[57]。范文澜据穆王西巡故事推断，中国与西方早有通商之路，当时有玉石自西方而来，便是一个例证。范文澜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相传曾到过昆仑山西王母国。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之路。”[58]
按照《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西狩，所经历的路线大体上是由中原向北，到达蒙古高原，然后向西，与希腊人所知的斯基泰人“黄金毛皮路” 相衔接。这就是说，《穆天子传》所记述的是从东往西的草原之路，阿里斯泰的《阿里玛斯波伊人》记载的是从西往东的草原之路，这样一来，草原之路的整体面貌就比较清楚了。周穆王的事迹是在前10世纪，也就是卡拉苏克文化时期；阿里斯泰的东行是在前7世纪，从大的历史时段来看，两者属于同一个文明初曙的历史阶段。
西周昭王、穆王两代，上承“成康之治”，号称盛世。《管子·小匡》说：“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当时周朝国力强大，声名远扬，中土与四方交往有所增加，联系也更趋频繁。于是，便有了周穆王“西狩”的重大事件。
关于周穆王之“西狩”，是一个我国古代著作多有提及、流传甚广的上古遗说，如《竹书纪年》“周穆王”条记载：“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王史，记穆》王卷命五造父《秦驾本车纪，》西、狩卷，四得三见西《赵王世母家。》记造父以骏马骊骅骝
献于穆
记穆王西狩事最详的是《穆天子传》一书。书中记周穆王绝流沙、征昆仑“周游四荒”的历程，凡殊方异域之山川地理、风习物产、人物传说，多有涉及；所记月日、里程、部落，往往具体翔实，斑斑可考。同时，书中又夹杂不少奇闻佚事、神话传说，富于文学色彩。此书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发现于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有人疑其为晋人伪作，或谓西周史官所记。还有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一说。近人论证此书成书当在战国前期，为赵国人所作[59]，似更可信。《穆天子传》虽是小说家言，不是信史，但对于了解西周与西域的交通往来和穆王西狩之传说仍具有珍贵的价值。
穆王西征的目的，一方面是征服犬戎，另一方面是加强与西北各族的联系和交往。据《竹书纪年》《史记》的记载，穆王西征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周穆王时，犬戎势力扩张，不肯臣服，阻碍了周朝和西北方国部落的来往。穆王十二年（前965），周穆王率六师之众，西征犬戎。《史记·周本纪》记载，此次西征，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却造成“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后果。这种记载的倾向性是不赞成穆王西征犬戎的。不过，《帝王世系》说：“周穆王征犬戎，得练刚赤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就是说还有“练刚赤刀”等其他的战利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到周穆王时候，犬戎势力强大，阻碍了周朝和西北许多方国部落的来往。周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这就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开辟了周人和西北地区友好联系的新篇章。”[60]
第二次是穆王十七年（前960），穆王向西巡游，经河宗氏、赤乌氏、容成氏、哪韩氏等20余个域外邦国部落，最后抵西王母之邦，受到西王母隆重接待。《穆天子传》说：王“西，至于昆仑之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www.xing528.com)
中国古史中早有关于“西王母”的传说。“西王母”又称“金母”或“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在中国古代传说中，西王母被称之为万灵主母，其圣地为中国西方的昆仑山脉，居住于岩山峻岭之中，其第一座主奉庙宇位于现今甘肃省泾川县境内的回山。《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把西王母描绘成一个半人半兽式的女性神祇。这类半人半兽式的神祇正是较原始的神祇形象，是古代先民在口头流传中将本部族图腾与本部族著名首领复合叠印的产物。而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则被描绘成一位半神半人的多情女子，为一位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女王。西王母与穆王诗文唱和，情意绵绵，二人在昆仑山瑶池共饮“琼浆玉液”，使穆王“乐之忘归”。
那么，作为周穆王西巡终点的“西王母之邦”在什么地方呢？《穆天子传》说从群玉之山到西王母之邦，相距3000里。所谓群玉之山，似指昆仑山北麓，这里从东而西都是产玉之地，有于阗、墨玉、皮山、叶城、莎车等。沈福伟认为，西王母之邦和《山海经》中的渠搜似是同一地方的不同称谓，《史记·五帝本纪》写作渠瘦，周初已经和黄河流域有了交往，渠搜在葱岭西500里，北临锡尔河。[61]西王母之邦是生活在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塞种人部族，当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西王母应是该部族的首领。周穆王西狩，得见西王母，说明前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已有比较牢固的联系。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关于周穆王西狩的事迹已不甚清晰，但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中原民族开辟与西方交通、发展与西域各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所谓“西狩”，其实穆王一路上并无战事，率六师之众，只是作为一种仪仗，但由此可见这支队伍是十分庞大的。《穆天子传》记穆天子西征，历域外部族20余个，所到之所，各部族都友好接待，无不贡献方物特产，穆王也莫不一一赏赐中原物品，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活动。这种献赐活动反映了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贸易关系。所以，穆王西狩还具有与西域各地进行贸易活动的意义。“在游牧族和定居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地区，它们的交往关系滋养了贸易的繁荣。”在穆王西狩“这一传奇的旅行过程中，穆王和他所遇到的外族首领互相交换礼物，这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中国和北方畜牧者通常交往关系的一种实际情形”[62]。据统计，域外部族共向穆王贡献牲畜367420头、玉器10000余件、酒1210斛、粮食2530车，还有禽兽乳、血等；穆王赐予域外部族丝帛400余丈、贝带330余具、金银婴环230余件、朱丹3040裹、桂姜400笥，还有服用器物、金银玉器、兵器等。[63]沈福伟指出：“《穆天子传》记下了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和穄酒，新疆玉石的成批东运和中原地区丝绢、铜器的西传，成了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内容。”[64]
郭沫若认为：周穆王“去时走天山南路，归时走天山北路，和后来通西域的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周穆王途经各地时，都和当地方国部落的首领互赠礼物，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显然，这是把当时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以及中亚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通过周穆王西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65]。
穆王西狩是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距离的交往和交流活动。“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如果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则应该是将及七旬的老人了。如此高龄的周穆王西征万里，历尽艰辛，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道路，发展了与西域部族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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