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节所述农作物、家畜、玉石、青铜器、马车等，说明在很早的时代，中国内地就和周边民族乃至更远的西域地方有一定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前面讲到的小麦等农作物和马、牛等家畜，是那个时代文化交流的成果。几乎与此同时的青铜文化的传播，以及青铜剑、马车文化的传播，说明东西方文化在一片广阔的地域内接触、碰撞、交流与对话。
商代文明与域外文化的接触和联系可能有所扩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李济认为，所有伟大文明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商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的希腊如此，美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的事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条猪或一条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50]
商代中原与北方游牧地区的联系已经很多。狄宇宙指出：
从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开始，远离商代文明的中心区域，在中原文化、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文化过渡地带。商代文明与这种中间地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1]
商朝的北方、西北方、西方主要是游牧或半游牧方国，南方则有苗蛮族系的苗人、濮人、巴人小方国，如虎方、归方等。这种复杂的对外关系，使商朝与它们多有征战和交通往来。商代还有从事长途贩运的“旅人”，推动了对外的商贸关系。《竹书纪年》记载：“汤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还，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同，乃同尊天乙履为天子。”《大戴礼记·少闲》说：商汤时“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汤时还令伊尹作“四方献令”，规定前来朝贡诸国进贡方物。
周朝的时候，其对外关系要比商朝有所扩大。《吕氏春秋·观世》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古代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周初周边国家进献方物的记载。(www.xing528.com)
《拾遗记》记载，周成王“播声教于八荒之外，流仁惠于九围之表。神智之所绥化，遐迩之所来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赆于辽险之路。瑰宝殊怪之物，充于王庭；灵禽神兽之类，游集林蘌。诡丽殊用之物，镌斫异于人功”。从这些记载来看，周初与域外交往还是比较多的。1964年2月，陕西武功出土的周宣王十八年（前810）的驹父盖，铭文记载驹父被派遣往南淮夷索取贡赋，往返历时3个月，那里的“尖邦”（小大之邦）无不接受王命。可见当时东南地区已经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52]
关于西周初期的对外关系，张星烺指出：
西周之初，东封箕子于朝鲜，肃慎贡其楛矢石弩；西封季绰于舂山（即今葱岭），渠搜献其鼩犬；北至匈奴、娄烦，南通交趾之南。海外诸国如越裳（即加迩底）、泥离（在今缅甸）、旃涂（汉代称之为身毒……今代北印度也……）、因祗（……今作印度）等，皆来贡献。风教所被，较之汉唐毫无愧色。而穆王以万乘之尊，率六师之众，升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登春山以望四野，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会六师之人，翔畋于阿拉尔海附近之大旷原。秦汉以后之君主，无此壮举也。[53]
与西域的交通，周时可能已经比较频繁。史载周成王时平定殷人叛乱，四邻民族来朝贺，其中有中亚细亚的渠搜国送鼩犬，康民赠桴苡，还有祁连山以北的禺氏（日氏）献
。周的势力向西北地区伸展，与新疆天山南北保持一定的联系，汉族的移民也到达葱岭以东的地方。传说太王亶父曾封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以为周室主”。据波斯古代传说，苏哈克（Zohak）派人追踪季夏（Jamshid）至印度、中国边境，季夏娶马秦国王马王（Mahang）的女儿为妻。马王的意思是“大王”，指亶父。这则传说可能就是指季绰的后代在葱岭附近的繁衍、壮大。[54]《列子》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张星烺认为列子说的“化人”可能是今天所说的催眠术家。[55]
另外，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出土的陶鬲、青铜戈、镞等，和西周中原同类器物相似。“在周围地区散发着渐渐暗淡光芒的放射性文明的观念，是确实存在于周代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边界是沿着道德和文化之线勾勒出来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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