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起，中亚考古证实中国马车来自西方马车

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双轮马车。造车技术集中体现了各种古代制作、特别是机械制造的工艺水平。

中国在夏代就已经开始造车。关于车子在我国的发明与使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有黄帝、夏禹等发明车的说法。刘熙《释名》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易系辞传》《汉书·地理志》《历代帝王年表》等。《路史·轩辕氏》将古人“见飞蓬转而为车”的想象加入黄帝的传说之中，说：“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古今注·舆服》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说得最多的是夏禹时的奚仲。《管子·形势解》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意思是说，奚仲所创造的车，结构合理，各个部件的制作均有一定标准，因而坚固耐用，驾驶起来十分灵便。奚仲是夏代掌管车服的大夫，他和他的父亲番禺、儿子吉光是发明家。奚仲家族的功绩在于发明和改造了交通工具车、舟。

还有的文献记述夏启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也动用了不少战车，甚至夏代已有了管理车政的官吏车正，等等。《左传·定公元年》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薛为今之下邳，其地邻近黄河下游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夏之有车，或属可能。河南省新郑望京楼夏商城址发现多条大路，其中一条属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上发现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二里头遗址的车辙为探索中国早期的车提供了重要线索，证明中国在夏代确实有了双轮车。

但是，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所有考古成果一致表明，商代早、中期的中原民族并不认识马匹。前文已经提到，是在商代晚期中原才开始引进家马的。由此可见，倘若二里头已有双轮车，就不可能是马车。中原人在用马之前，究竟用何种动物驾车？文献中有“仆牛”或“服牛”等词汇，而商代早、中期考古遗址中亦普遍出现牛骨和羊骨。学界据此多认为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已有牛车。古代仅以牛马曳引大车，不以耕田。故《尚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诗经·小雅·大东》说：“睆彼牵车，不以服箱。”说是以牛曳引大车。“服牛”即为牛服车役。《山海经·大荒东经》记王亥与有易之故事，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说：“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传说中殷人先公王亥作仆牛、相土作乘马，已有服牛乘马之事。殷墟发掘中得有车马饰具及车轮遗迹甚多，《论语》称孔子“乘殷之辂”，说明殷人已乘两轮大车。据甲骨文字及殷墟发掘所得，殷墟时代已普遍使用两轮车、独辕，驾2匹马或4匹马，为加固车体，在关键部位还采用了青铜构件。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发现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在与此同一时期的偃师商城也发掘出车用青铜配件。这些说明我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山东省滕州商代薛国贵族的墓穴中，也发现了随葬的车马。出土的马车，除了主体结构是木制外，其他许多配件均已采用青铜铸造。

1990年，山东临淄发现了一个春秋时代中期的大型车马坑，长30米、宽5米。被殉葬的马共32匹，战车10辆、普通乘坐车6辆。马与车自东向西整齐排列，威武壮观。可以清晰看出，每辆车由4匹马架挽（其中4辆车由2匹马驾挽）。而马所驾挽的车是以木结构为主的马车。春秋战国时期，造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考工记》列述百工技艺，首先说到制作车轮、车舆、车辕的轮人、舆人、辀人。所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说明车辆制造技术与其他手工工艺的关系。据《墨子·鲁问》，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制作“任五十石之重”的运输车辆。《墨子·鲁问》说：“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这时马车已经用得比较普遍，《史记·张仪列传》说战国时期，多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强国。

我国学者通过对中国及西亚、埃及、希腊的车形结构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马车在车舆、车辀乃至于系驾法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应该是在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在偃师商城车辙发现之后，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双轮马车的出现远在商代晚期以前，车在中国早已被广泛运用，并有其相对独立发明和发展演变的轨迹。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对中亚、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考古材料的认识，许多学者重新将中亚马车及中国马车进行结构上的比对，并将视角扩大至整个欧亚大陆，对目前发现的马车实体材料、岩画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马车应是来源于西方。郭静云认为：

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发明轮车应该比广泛驾马驶车的时间早一千余年。驯马的草原民族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文明中吸收了轮车的制作、驾驶技术，但使用马拉车则只可能在养马族群中发生。只有驯化马匹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革命性的新武器和交通工具，那就是可以快速横跨几千里到达远方的马车。^[45]

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车子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拉克乌鲁克遗址发现了前4000年的车子的象形文字。也有人认为车子起源于高加索地区，根据是该地区出土了年代为前5000年的牛车模型。两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比邻，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车子的起源不出两河流域至高加索一带，不晚于前3500年。而中亚存在的实物马车的最早证据是属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文化，于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地区发现的，在发现的墓葬中，有5处葬有马车，所有的车轮每个皆有10根车辐。此外，在几处陪葬马坑中，也发现了挽具，证实这些车是设计成由马来拖曳的。(www.xing528.com)

中亚的车子在发展为双轮车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四轮车传统。目前发现最早的车轮呈圆形木板状，是由三片木板拼接而成的。至前两千纪前半期，辐条式车轮逐渐增加，其形象多见于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出土的印章中。辐条式车轮刚出现的时候辐条数较少，这在叙利亚发现的许多印章图像里有写实的表现，多为4根条辐，较晚的有多达9根条辐。这些图像的年代约在前1950—前1600年。前1500年之后，实物双轮马车的发现显著增加，并且可以见到双轮车取代四轮车的趋势。除了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地区的发现外，在亚美尼亚的鲁查申发掘的9号及11号墓中，各出土一辆保存完好的马车，年代为前1500年左右。从形态上看，两车完全一样，车舆都是长方形的，装在2米长的车轴上，固定在轴两端的车轮直径在1米左右，轮辋由两块木料輮制而成，每轮有28根内接于车毂、外接在轮辋的车辐。中西亚地区车子的发展经过了一段由笨重到轻巧的过程。到前15世纪左右，轻快的带辐车成为车子形态的主流。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双轮带辐马车能够流行的原因是这种马车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扮演一种独特的角色（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当时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以及这种以弯曲木头建构、以双马曳引的双轮带辐马车成为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而西亚于前两千纪开始逐渐具备这些条件，最后被周边其他文化所接受。

双轮带辐马车在中西亚于前两千纪开始逐渐达到顶峰，最后，被周边其他文化所接受。两河地区以其军事力量将战车向东、向西传入周边地区，埃及的战车即是在两河地区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产生的，俄罗斯、蒙古、新疆发现的车子形象也应该是其向东辐射影响的结果。

有学者对中国马车及中西亚马车进行形制上的比对，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商代的马车的形制与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书草图所绘4匹马或2匹马之车，无不相同。“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形制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公元前3000年之事，其时代较殷墟为早。”^[46]所以，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可能自西方输入。

相关研究似乎将中国车子的起源地指向西方。但有国外学者也认为，由于中国与中西亚的距离比较远，车子的形态又经过多种文化传递、改变，所以接受中西亚间接影响的时间较晚，所制造的车子也与中西亚、埃及相去较远。不过中国的马车在形态上仍与中西亚的马车基本一致，所以也应属于中西亚马车辐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亚型。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 Hnessy）指出，由车马器的形态组合上看来，商与周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中西亚马车的影响是逐渐经多文化辗转传布过来，那么商与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种（也可能是两种）源自于中西亚的亚型马车，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铜文化基础上加以改变并交互影响而成。殷墟三期所见的马车车舆有长方形与簸箕形两种。殷墟四期所见的马车大量增加，但是只发现带长方形车舆的马车，说明了当时对马车形制探索的过程。宝鸡、周原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马车，但其所出土的具有强烈特色的车马器则间接地说明了先周时期已经使用马车的事实，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在文化内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马车。狄宇宙明确指出：“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制造马车技术是通过中亚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47]

王海城认为，从构造到功能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当然，东西方的马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马车的大小和车马器的质地、装饰上，这种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恰恰是合情合理的。龚缨晏也指出：

因为车子发源于西方，其历史比较悠久，所以车子及车轮的形式都显得丰富多样，套用生物学上的概念，就是有着较多的“变异”。中国的车子是由西方传入的，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诸多中介民族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各种车型进行选择及加工，这样，许多西方的车型因未被这些中介民族选中而没有传播到中国，传播到中国的就是双轮马车。^[48]

除了这些文化变异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在马车这种运输工具的制造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再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规律，在历史上曾出现多次这样的情况。一种文化因素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以后，接受方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加工、改造和发展。所以有学者说，发展有时候比发明更重要。马车传到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为马车增添了许多自己的文化因素，并继续发展。

如果马车是从西亚地区传播过来的，那么，是什么人充当了传播的媒介呢？许多学者倾向于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正是他们把马车和马车的制造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郭静云指出：“驾马战车起源于哈萨克草原之后，使用马车的技术便随加喜特人进入两河流域。高加索发现有随葬马车的大墓，其位置在哈萨克草原到两河流域的路线上。基于对马匹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到达两河流域的加喜特人必须不断与驯马的源地联络。与此同时，从驯马的发源地有第二波马车的传播活动向东方展开，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年代颇为接近的鲁查申遗址马车和殷墟马车，才会如此相似，这两者都代表了当时亚洲马车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马车的传播状况。”^[49]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马车的起源来自西邻的中亚。当然，古代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引进马车，而是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加工改造，并且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明，例如中凹形车轮制造、龙舟形车舆四轮马车的出现、系驾法的演进，等等，这样，逐渐形成了中国自身的马车特色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