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及青铜之路

青铜文化是世界范围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前21世纪，止于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早在《史记·封禅书》中就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记载。

中国步入青铜时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前2080—前1580年，加上山西夏县东下冯文化、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上述遗址的考古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说明夏代的制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开展。商代早期，大约前16—前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为代表，青铜器数量大增。到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前13—前10世纪，中国青铜时代达于鼎盛，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出土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

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273年。殷墟遗址出土的数量可观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工具、马车或木器上的青铜制品、纯粹为死者陪葬的冥器。青铜礼器量最多，种类主要有鼎、尊、觚、爵、斝、方彝、盘、盂、觯、壶、簋、甗、卣，等等。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华丽图案装饰，象征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纹饰是一种被称作为“饕餮”的神兽纹样。以后母戊鼎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采用独有的片范铸造法和复杂的铸铜工艺，达到了古代东方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在殷墟被发掘的区域里，还发现有大型铸铜作坊，其中有大量的铸铜范块、泥模、坩埚、鼓风嘴等，还有锡锭与孔雀石之类铸铜原料，充分证明了当时制铜业的发达。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翦伯赞指出：在商代，“炼铜遗址之普遍，炼铜规模之宏大，铜器的种类之繁多，铜器的应用之广泛，铜器的生产量之庞大，铜器的制作技术（如选矿、冶炼、范铸、镂刻、锤击等）之精巧等，实足以确切地证明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文化时代”^[29]。翦伯赞还指出：“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不是低级水准的青铜器，而是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无论从其形制抑或从其数量与器类乃至从其所表现之艺术看来，都证明它已臻于完全成熟的时期。像这样高级水准的青铜器文化之出现，诚如李济氏所云：‘这不是短时期能做到的。换言之，殷商的铸铜业，没有长期的培养，决不能达到这种境界。’”^[30]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从全球范围看，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和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亦称“红铜时代”。前2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渐，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

“草原丝绸之路”，或所谓“欧亚草原通道”，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被认为是在“绿洲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鄂尔多斯是这条干线上的一个中心点。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在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被中外考古学家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也被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为便携带的小件，典型的有兵器类如铜短剑、铜刀，装饰类如头饰、铜饰牌，其中铜短剑和铜饰牌的数量较多。“关于鄂尔多斯式青铜艺术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发源，从西向东顺次流传的’，并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命名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鄂尔多斯式动物纹命名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另一种观点，苏联学者戴甫列特在其《西伯利亚的腰饰牌》一书中认为，鄂尔多斯青铜艺术是欧亚草原和山地古代居民模仿和借鉴的对象。”^[31]

因而有学者提出另外一个中西交通的概念——“青铜之路”，认为在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着一条东西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所谓“草原丝绸之路”或“欧亚草原通道”，或者前面说到的“玉石之路”，再或者“青铜之路”，实际上是在说明，在人类文明起源的初期，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就已经有各民族的迁徙、对话与交流。这个交流是通过贯穿于欧亚大陆的交通通道进行的，而这个交通通道可能并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征战、迁徙、贸易、游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先民之间的接触、碰撞、交流、对话，发生在这样的交通网络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这样广阔的交流中，已经形成人类最早的世界体系。美国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的观点，认为早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易华更是认为：“大约5000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4000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来看，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原史或三代史。……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32]

在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在“青铜之路”上，交换和交流的不仅是青铜器及其制造技术，而是一个大的文化丛，包含着植物、家畜、石器等方面的传播，实质上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一次大交流。“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33]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主张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由西向东传播的，认为金属冶炼技术在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中国。他们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他们认为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进来的。他们依据的理由是，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前2000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这就是说，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

在前二千纪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

李济在《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从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5种铜器的形制探求其演进程序，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他4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墟则为较成熟的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墟带刺有脊的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过程，而殷墟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墟之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形制同，是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欧洲及小亚细亚之有青铜器约在前3000年以前，远较殷墟时代为早。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墟相似可相同之形制。因此，李济认为，殷墟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Grousset）认为，鄂尔多斯的青铜文化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分支”。“在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与中国美学发生接触，它与中国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他还指出：“根据考古学的研究，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艺术一样的悠久。”他还引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对名为“战国时期艺术”的中国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战国艺术至少是从前5世纪开始繁荣的。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始于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一致同意：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引起古代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变化的因素之一。”^[34]

青铜镜也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的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35]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

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许倬云指出：“中国青铜的起源，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镞出土。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即铜镞。早商文化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礼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36]

但中国的青铜器确实要比西亚晚1000年左右。大约4000年前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的中国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在青铜铸造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青铜鼎、鬲、爵、戈等是中国人偏爱的器物，很可能是中国制作的。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制作，其技术水平超过了在它以前进入青铜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邻地区扩散。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族起到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的技术装备。

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他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努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北方草原文化带来了青铜文化，在中国中原地区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地得到改进和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我们在许多地方都看到相似的情况，一种新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统之后，往往又有一个继续改进、再创造和再发明的过程。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www.xing528.com)

商朝青铜器的质地不但高，而且一般都公认中国青铜器的年代愈古老，其制作与艺术愈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国铜器的使用是突发的，铜器技术是以很发达的形式输入中国，也许是由入侵者带进来的。入侵的路线，则是由中亚的绿洲到中国的西北。

铜器输入中国时，其技术的发展还很低，其输入的原因不是由于高水平文化的征服，而是经由一个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假定：制作铜器的知识在经过黄河流域西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地区时，由于极低落的文化水平，他们无法对其进行利用。而到黄河中游地带时，那儿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得很高，这些高文化的居民不但在他们得到铜器的知识时即能利用，而且其文化之进步使他们在短时期内就对这个粗陋的输入技术进行了改良，致使今天的考古学家凭据现存的材料，以为这个技术在输入中国时就已经很发达了。^[37]

无论如何，在青铜时代，中国与欧洲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西方学者詹斯（O.Jause）在其研究论文中证明从商代以前直到周代，欧洲和中国在器物方面有实质上的一致性。詹斯指出：下述每一种形状的刀剑，在欧洲和中国并且有时也在中间的草原地带广泛流行：（1）具有兽角柄头的双刃剑；（2）具有环形柄头的双刃剑；（3）剑鞘带上附有形状相同而复杂的青铜制或玉制装饰品；（4）剑鞘上的小片附属物或楔形物。詹斯还讨论了一些奇特的十字形管子或扣子，它们可能是马具的残片或饰物。这些东西是中国青铜器时代和欧洲哈尔希塔特文化所特有的。^[38]

李约瑟在引述了詹斯的上述研究成果后指出，这些材料说明“旧大陆的两端几乎同时出现相似的思想和技术。詹斯着重指出，远古时代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边界，足以阻止横越广大草原地带（从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伸展到鄂尔多斯）的传播和交流。……他也敏锐地观察到，哈尔希塔特文化以及和它对应的中国文化，两者都在一开始便和食盐、炼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注意到，两者都喜欢黄色的琥珀”^[39]。

和夏商青铜文化同时，在欧亚大陆上还有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一个是在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的阿凡纳西沃文化（约前2000—前1500）和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前1500—前1200）、卡拉苏克文化（前1200—前700）；另一个是有悠久历史的以南土尔克曼为中心的纳马兹加V期和Ⅵ期文化（前2000—前1000）。南土尔克曼以红铜文化著称，它与已经发现红铜文化的河北唐山、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及河西走廊之间，有可能在前2000年以后已经有了些许接触。前2000年末到前1000年初，在费尔干那正在形成楚斯特文化，纳伦山口的遗物表明，这一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40]

商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联系就比较明显了。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遗物中有陶鼎和陶鬲，还有青铜弯刀和半圆形装饰品。这种半圆形装饰品在鄂尔多斯发现过，在蒙古出现过它的过渡形态，是由河套地区向北传播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存受到商文化同型器物的直接影响。青铜小刀和两头弯曲中间平直的弓形器酷肖安阳发掘品，青铜矛和铜簇与商代铜矛相似。商代晚期出现的北方曲柄剑，分布区远达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的凹格短剑，塔加尔文化（前800—前100）的兽形柄顶短剑和T字形柄顶短剑，与西周时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的柳叶剑相似。可见商文化在北方的传播，达到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地区。^[41]纪宗安指出：“卡拉苏克文化正值我国殷商和西周时期，大批北方的狄人部落迁居到南西伯利亚，包括以西的广大草原地区，把中国文化，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传到了欧亚草原，不但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早期交流。”^[42]另外，欧洲的哈尔希塔特文化时代（约前10世纪—前5世纪）的丹麦出土的兽角把头（作双环形）青铜双刃剑和俄罗斯出土的环状把头青铜剑，与中国出土的同类青铜柳叶剑相似。哈尔希塔特文化的这类青铜剑有双环柄把、半月形护手，或环状柄把、椭圆护手，与当地传统产品不同，别具一格，明显受到中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流行剑式的影响。中国青铜器传入南俄罗斯和欧洲的还有剑鞘带上所附形状对称图纹繁复的铜制或玉制饰品，祭祀用的青铜斧钺，器身细长的带扣项圈等。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青铜短剑等器物正说明西亚和中亚青铜文化向中国的传播。青铜短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指出：

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表明，中国的“北方地带”与外界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可能成为新技术输入和输出中国的枢纽。^[43]

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一般认为柳叶剑或偏颈剑为众剑之祖，其具体的起源地还难以确定，但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不太可能起源于东亚地区。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族，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林梅村在《唐西域与古代文明》中说：

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44]

林梅村指出的这种语言现象，是印欧人在向周围迁徙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居民发生交往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可说是柳叶剑传播的语言学地图。汉语对“剑”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做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重叠的地区有祭祀剑神的寺庙。《汉书·地理志》说：“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考古资料表明，青铜柳叶剑和青铜管銎斧最早产生于西亚杰姆迭特·那色文化（前3100—前2900），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后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两种兵器的传播是在印欧语人大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后来被广布于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与印欧语人有关的青铜文化中基本上有这两种兵器出土。其向我国的传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文化（前15世纪—前7世纪）到中亚的马尔基安纳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通过我国北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中介作用，约在周代传入中原地区。古吐火罗人很可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四坝文化衰落后，一度东进到鄂尔多斯草原，但前13世纪鄂尔多斯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古吐火罗人向东迁徙并使其向南发展。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晚商柳叶剑和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大概与古吐火罗人向南迁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北部草原地区发现了一批商代中晚期的青铜短剑，它们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铜剑，而曲柄短剑则是其中最重要且极富特色的一种类型。这种铜短剑整体合铸而成，剑柄略微弯曲，柄首做成兽头形或铃形；茎呈椭圆形，饰几何纹，个别剑的茎部并有长条形镂孔；刃身呈宽叶形，茎与身相交处向两侧各凸出一个突齿；通长一般为20—30厘米。由于曲柄短剑出土时常有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伴出，因而一般认为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迟在前12世纪已经出现。而从出土的短剑实物看，其铜质较优、形制规整、铸造精细，不少剑仍颇为光亮，很少锈蚀，体现了较高的制作技艺，说明在此之前已有一个发展过程。

约在商代晚期前后，北方草原地区还出现了一些直柄式的青铜短剑。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件直柄铜短剑，长约25厘米，剑格呈双翼形，柄首呈圆环形，茎部缠绕细绳，以利握持。从出土地层和伴出器物判断，年代有可能早至商代中期。就具体器物的绝对年代来说，这应是中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一件铜剑。相似的铜短剑在北京北郊的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初期墓中也发现6件，皆是直柄直身，多数有翼形格，但柄首或做成蕈（蘑菇）形，或以圆雕动物头像（鹰头、马头号）为饰，茎部或作出长条形镂孔，或装饰几何纹，与朱开沟之剑略异。此外，辽宁建平县烧锅炉营子出土一件铜短剑，直柄，柄首呈兽乳形，有翼形格，与昌平之剑极相似。

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短剑，无论是曲柄剑还是直柄剑，均以动物形象进行装饰。其手法非常一致，柄首雕铸成兽头形，计有羊、鹿、马、鹰等种；风格基本写实，但羊、鹿的角部常予以夸张变形，极具表现力，构图对称，富于装饰性。这些以青铜材料凝固下来的动物形象，显明地表现出铜剑的文化属性。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器还常以几何线条构成的简洁图案进行装饰，常见的几何纹有：长条纹（弘纹）、横格纹、锯齿纹、米点纹、螺旋纹等，直线多而曲线少。北方地区出土的上述铜短剑，茎部大多装饰有这类花纹。此外，这些青铜短剑的铃形、蕈形和兽乳形柄首，一般也被认为是具有草原特征的装饰。

还有的学者从西南方向讨论青铜短剑的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大约在前三千纪中期，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剑形在印度地区一直流行到前1500年。而柳叶形青铜剑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应当在中商时期，大约在前1300年。古蜀青铜剑的形制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内出土的蜀式柳叶形青铜剑，茎上无穿，是这种剑形的早期形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的1件残长28.2厘米的柳叶形玉剑，形制与十二桥青铜剑几乎相同，只是三星堆玉剑的茎上有一圆穿。因此，从柳叶形青铜剑的产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情况来看，中国西南地区这种剑形，应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柳叶形青铜剑传入中国西南古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南亚传入中国西南成都平原，另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阿尔泰地区或北方草原地区折而向南，通过甘青高原沿岷山山脉南达四川盆地，而后为古蜀文化所吸收。不过，这种研究不能否定青铜短剑从北方草原向中原的传播，但似乎可以说明，青铜短剑进入中原，可能有多种渠道或传播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