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和加藤久祚合编的《丝绸之路辞典》，首次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包括有“草原之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交通中，中国的丝绸不仅是通过横贯东西的“绿洲之路”，即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 运往西方，而且还通过北面的“草原之路”和南面的“海上之路”运到西方。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途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是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一地带恰好是草原地带。在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除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几乎整个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覆盖着……这片大草原从中国东北部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20]。
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也比较一致。现在学术界所谓的欧亚大陆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最为重要的起点是内蒙古长城沿线，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条通道被认为是绿洲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东西方人类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那时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之路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之路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文化联系。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与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被人们所使用，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阿拉伯半岛经常使用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双峰骆驼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就可以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草原之路形成的历史原因，可以归结为自古以来持续不断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活动。游牧于里海、咸海一带的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是欧亚草原之路的开拓者和先行者。由于游牧社会“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或其他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一批又一批游牧民族和部落在草原上迁徙，不断接触并沟通了其他地区的民族乃至农业社会。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努力下，草原丝绸之路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上，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聚合和发展的大通道。
中国中原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与北方草原民族保持着频繁的接触。这种接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说到游牧民族与中国中原文化的互动，指出：
中国人学会畜牧、骑术、使用马具和某些战术是应该感谢游牧者的。有些食谱和变成了中国人日常服装的长袍、裤子也学自游牧民。事实上，双方通过对峙线上只供使臣商人出入的“口岸”而转输的不仅仅是双方各自需求于对方的产品（丝织品、茶、盐、金银、马、驼、牛、羊）。正和欧亚大陆所有的农牧交界地区的情况一样，各种宗教、工艺也无不循着贸易商路而传播。[21]
雷海宗指出了游牧民族在沟通中西方的作用，强调他们与中国中原地区的联系。他说：(www.xing528.com)
游牧部族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们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之间交通媒介的地位。自中国而中亚、伊朗、印度，而西亚、欧洲，交通和通商都须通过大草原的一部或全部。游牧部族维持东西的交通，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利的，过路税形成他们一种重要财源。同时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也经过这一地带。陆上交通线外，还有经中国海、印度洋而达波斯湾或红海的海上交通线，但海线成为东西之间主要的交通线，是16世纪后东西航线大通之后的事。在此以前，陆上交通线始终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22]
早在古希腊时代，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中就论述过草原之路。他还提到比他更早的前7世纪的希腊旅行家普罗康涅斯的阿里斯泰（Aristaeus）所写的题为《阿里玛斯波伊人》一书中的《独目篇》，也论及这条路。按照希罗多德的论述，在前700年以前，有一条从黑海北岸出发，经过阿尔泰地区，到达蒙古利亚的草原之路。至少自黑海北岸至阿尔泰地区的路段，已为希腊商人斯基泰王国的商队所了解。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笔下草原居民驻地的分析，作出如下大致的推测：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之路，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3条：
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湖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
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到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洛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在绵延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只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山口）有3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
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洛斯河抵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高原。这条路上有阿尔泰山和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23]
草原之路的路线所经过的主要地区的民族，是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 的雅利安系伊朗语族北支的各部落。2500年前，来自欧洲的斯基泰人在亚欧大陆之间的阿尔泰山地区开采宝石与黄金。黄金、宝石是最豪华的装饰品，深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喜爱，由此促进了草原地带贵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种文化等。这些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的盛行，这些野兽纹装饰品大多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这些贵重金属装饰品的交换与流通，既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不同地区的商贸通道。在整个亚欧草原地带，相继发现装饰风格与造型相类的黄金饰品与青铜器，即是不同地带文化交流与商贸通道畅通的体现。斯基泰人充当了中西方之间交通和交流的媒介，充当了中国丝绸的中介商和贩运者。最早的丝绸贸易就是从草原之路开始的。所以，学术界把“草原之路”又称为“斯基泰贸易之路”。
前7世纪开始，原居住在甘肃河西地带的塞种人循天山山脉，沿伊犁河流域向西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2世纪中叶，又有部分月氏人和乌孙人先后沿天山北麓西行，抵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地区。3—5世纪，匈奴人、柔然人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南俄草原和东欧地区。苏联学者指出：“从中亚来的，经由此路到拜占庭的永久贸易商路是存在的，这个贸易商路经由咸海、里海北岸，越过伏尔加河到北高加索。”[24]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汉时就有通过当时七河地区的乌孙至蒙古高原的记载，唐时称“回纥道”或“回鹘路”，从中原正北出，越过河套塞外，入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南俄草原，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讹答剌、塔拉斯、怛逻斯、碎叶、庭州（古车师）、丰州（秦九原郡）。匈奴以及其后的鲜卑、乌桓、柔然、白匈奴、悦般、突厥、回纥、黠嘎斯、粟特、乌孙、月氏、可萨、奄蔡和蒙古民族，都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6世纪中叶，突厥人建立了突厥汗国，其疆域最盛时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安史之乱后，陇右道在上元二年（761）至广德二年（764）陆续沦陷于吐蕃，传统丝路受吐蕃阻绝，唐人也不得不选择草原之路与西域城邦交流。到了辽代，草原之路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形成了几个国际大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有名的城市。辽朝与西方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之路。而到了蒙古帝国建立后，中西交通大开，草原之路更是出现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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