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牛羊的引进与六畜繁荣

在早期人类的交往和交流中，物种的交流、动植物的交流，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农作物的植物和作为家畜的动物，是早期人类在生活生产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对野生物种驯化的结果。不同的民族面对不同的自然条件，所接触和驯化的动植物并不相同，但通过早期的交流，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财富，满足和丰富了不同民族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条件。中国自古讲究“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作为生活富足和社会繁荣的基本条件。从上面的叙述中可知“五谷丰登”是我们的先人与欧亚大陆其他民族交流的结果，而“六畜兴旺”也是史前文明交流的结果。

“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天官·庖人》记载：“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玄注曰：“六畜，六牲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周礼·地官·牧人》记载：“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此处“牧六牲”包含牛、马、羊、猪、犬、鸡，牧人是选定祭牲的礼官。后来牲畜或畜牲联用，泛指家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曰：“马、牛、羊、鸡、犬、豕。”

宋王应麟《三字经》说：“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里把中国的六畜分为两组，即“马、牛、羊”和“猪、狗、鸡”。猪、狗、鸡是东亚本土起源，常见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养鸡的国家，狗也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家畜。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驯养的牛和羊在西亚出现早于东亚数千年，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这些动物与猪、狗、鸡不同，均可产奶，而奶和奶制品则为游牧生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饮食保障。

直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六畜”才逐渐齐备。齐家文化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动物骨骼得知，家畜以猪为主，还有羊、狗、牛、马等。遗址出土大量猪骨，还出土了不少完整的羊骨、牛骨和部分马骨，在考古图谱中使东亚大地首次出现了“六畜”齐全的局面，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

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和山羊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大约在一万年前西亚已经放养山羊了，而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小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很小。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

在我国数百处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40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目前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羊骨骼出现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绵羊的DNA来自中亚或西亚。由此可以推测，绵羊是由齐家文化传向二里头文化的。到了商代，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羌人可能较早从吐火罗人那里引入了源于西亚的羊的品种和牧羊业。“羌”的称谓直接与牧羊有关（甲骨文上羊下人）。牧羊业在中原的推广可能来自于进入中原的羌人部落。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到了夏商时期，黄牛才在中国大量出现，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用牛来耕作，不会晚于春秋时期。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冉耕，字伯牛。“耕”和“牛”分别用作名和字，反映了春秋时已有人用牛来耕作。到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铁犁等铁制农具，耕地效率明显提高，而拖犁的耕畜就是牛，“犁”字也以“牛”为表意义的形旁。(www.xing528.com)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学者研究认为马的驯化大约在5000年前。驯化马匹的历史源远流长，滥觞于自然野马的活动范围，如在北哈萨克草原及丘陵发现早期驯马文化的痕迹。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大量马骨，这些马骨显示了马从野生到家养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前3500—前3000）遗址，出土动物骨骼30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有一部分是家马。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与大地母亲》中提到马的驯化使原始印欧人（“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作为游牧人拥有了对南方农业和商业民族的优势。美国学者麦高文（Willian Montgowery McGovern）指出：“人类能够豢养野兽，加以利用，对于人类文明，是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现在晓得，野马的最早豢养，实始于中亚草原；所谓‘马的文化’——即以马供拉曳之用，较后更加以乘骑——就是从中亚渐传到世界他处去的。”^[18]

但在我国中原地区缺少驯马的考古证据。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早期人类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骼，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可能最早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西部文化交流有关。从目前的材料看，中原地区的家马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家马和马车在商代晚期遗址中突然大量出现，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用于殉葬和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在墓室中也出现了马骨。《竹书纪年》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都于商邱。”《世本·作篇》亦说：“相土作乘马，迁都于商邱。”殷墟车马坑和人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已经非常重要了。《史记·殷本纪》说：“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太公六韬》亦说：“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与散宜生以千金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毫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 良马来自西方，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到周代养马则盛况空前。历史学家雷海宗也指出：

草原世界的文化，由一个重要方面言，即由交通动力方面言，可称为“马的文化”。马为游牧世界驯服的畜种。马的使用，可能在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之前已经开始，但马的潜在力量的彻底发挥，则是公元前3000年后游牧部族的贡献，土著世界的各国当初似乎都未驯马，土著国家的用马都是先后由游牧部族学来的。

马的使用，特别是马的乘骑，不仅根本解决了游牧世界的交通问题，也在极高的程度上改变了土著世界的交通面貌。在此以前，不只游牧世界尚无具有国家雏形的较大部族联盟出现，在土著世界也没有创立过土地辽阔的大帝国。主观上自认为概括全世、客观上也的确统一了一个复杂庞大的自然区的世界性帝国，都是骑马之后的事。^[19]

《荀子·王制》说：“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由于早期人类的交往和交流，中国在商周时代就实现了“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