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万年前，世界出现了三大独立起源的农业文明中心区：两河流域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独立起源的农作物代表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化出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的动物是狗、猪、鸡等。有学者认为，距今4000—5000年前，世界发生了一次食物的全球交流。这次的大交流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而美洲的马铃薯、南瓜和玉米进入全球交流则要待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在第一次大交流中，中国起源并独立培育的小米到了欧洲，西亚起源的小麦到了中国。易华认为，公元前三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 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14]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我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驯化栽培了粟、黍、菽、稻、麻和许多果树、蔬菜等，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在中国内蒙古赤峰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炭化谷粒，表明早在8000年前当地已经种植小米。起源于中国的小米陆续传播到西方，在距今7000年左右传入欧洲，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发现了小米的遗迹。
与此相应，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传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一个典型实例。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和赫伯特·齐格勒（Herbert Ziegler）指出：
当农业生产方式从几个中心地带向外扩散的时候，最初只在一个区域种植的品种也扩大开来，商人、移民或其他旅行者把种植这些品种的知识带到了其他地区。以小麦的种植为例，公元前5000年以后，从它的起源地西南亚传播到伊朗和印度北部，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又进一步传播到中国的北方。同时，也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水稻的种植从中国南方扩展到东南亚，公元前2000年又传播到印度的恒河流域。[15]
小麦是重要粮食作物之一，被认为是“人类最古的粮食”“神下凡的时候留给人间的粮食”。考古学研究表明，小麦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其祖先植物进行驯化的产物，栽培历史已有万年以上。中亚的广大地区在史前原始社会居民点上发掘出许多残留的实物，其中包括野生和栽培的小麦干小穗、干子粒、炭化麦粒以及麦穗、麦粒在硬泥上的印痕。2004年，研究人员报告，在以色列出土的一块具有23000年历史的磨石上发现了大麦和小麦的残渣。在6700年前的伊拉克遗址中发现了和现在小麦特性差不多的古代小麦，在5000—6000年前的几处埃及遗址里也发现了小麦。其后，小麦即从西亚一带西向传入欧洲和非洲，东向传入印度、阿富汗、中国。6000多年前出现于欧洲，4000多年前到达东亚地区。
学者们认为，小麦从西亚向东方的传播至少包括了3条路线：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是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中国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址是在新疆的孔雀河流域，在楼兰的小河墓地发现了4000年前的炭化小麦。在甘肃临潭磨沟遗址的齐家文化墓葬群，研究者对墓葬中成人牙齿牙结石淀粉粒的检测结果表明，当时人类植物性食物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有小麦、大麦或青稞、粟、荞麦、豆类及坚果类等，其中麦类植物、荞麦和粟占淀粉粒总量的70%。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年代为前2000—前19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临潭磨沟遗址更早的甘肃西山坪遗址出现了中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稻作农业遗存，当时人们种植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亚和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这处遗址证实了小麦和燕麦早在4000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www.xing528.com)
大约殷商时期，华北地区居民已经逐渐将麦子作为主食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有“告麦”的文字记载，说明小麦很早已是河南北部的主要栽培作物。《诗经·周颂》中已有小麦、大麦的记载，说明西周时黄河中下游已遍栽小麦。1955年在安徽省亳县钓鱼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炭化小麦种子。
大麦栽培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中东、埃及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麦遗物。通常认为，大麦原产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后传至东亚、北非和欧洲。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有关于大麦的文字记载，中国殷代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说明大麦在这些地区已有广泛栽培。
关于小麦种植在黄河流域的流传，我国学者注意到古代文字和习俗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虽然早在周代小麦就被列入“五谷”之中，成为我国北方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但先民们并不以麦为贵，宗庙祭祀必称“黍稷”，富国安民则言“贵粟”。我国古文献中的这一语言文化现象，实际反映了原产于中国的粟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黍、稷之类皆属粟。重粟不重麦这一古俗表明，小麦似乎不是华夏先祖自古耕食之谷，而更可能是后来从域外传入的作物。在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麦的字，这就是“来”字，“麦”字则是后起的。“麦”字从止，“止”是足趾之“止”朝下的象形会意，表示降落，即罗振玉所说的“古降字”。“来”“麦”二字，音近义同，相互借用，但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各自所侧重的意思，“来”指“来去”之义，“麦”专指“小麦” 之麦。《诗经》中提到栽培麦时亦用“麦”而不用“来”，只有在纪念祖先引种麦类的《周颂》中，仍采用“来”这一名称，如《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诗句，故《说文解字》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牟。天所来也”。因此，“来”“麦”从词源上证明使华夏族颇感神秘的小麦是外来的、引进的。《山海经》中提及粮食作物时有黍稻而不见有麦，并说炎帝和黄帝之后裔皆“食黍”或“食谷”，这也说明早期的华夏先祖不知有麦，或还未引种小麦。大概从殷周以降，人们对于小麦由来的具体情况是一无所知，以至于本来真实的故事就演变成了模糊的神话传说。于是，小麦“始从天降”之类的说法也就成了人们历代相传的知识。这也从侧面说明，古人虽然不清楚小麦是何时何地如何传入中国的，但很早就知道小麦并不是华夏故土原来就有的。
虽然小麦传入中国很早，但推广并不普遍。据《诗经》的描述，麦类作物在今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有种植，不过在作物中的比重并不大。根据对安阳殷墟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古人骨骼测定，粟仍是当时黄河流域居民最重要的食物。甲骨卜辞中有关作物出现次数有两种统计，一种是黍106次，稷36次，而麦只有10余次；[16]一种是粟（稷）黍类的卜辞近200件，麦的卜辞20余件。[17]统计结果虽有所不同，但说明了麦的重要性有限。即以《诗经》本身而言，谷物品种出现次数也以黍、稷为多。直到战国时期，小麦的产量还有限，还只是北方贵族的精美食粮。直到西汉中期，董仲舒鉴于“关中俗不好种麦”，“而损生民之具”，建议武帝令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其后，氾胜之又“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小麦尤其是冬小麦（宿麦）的种植在关中地区逐渐普及。西汉中期以后，宿麦种植在黄河和淮河流域日益推广。《后汉书·明帝本纪》记载：永平四年（61）二月诏云：“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可见西汉末和东汉前期冬小麦在关中地区作物中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小麦产量在整个农业产量中的比重增加，小麦的地位与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食物粟已渐并驾齐驱，呈后来居上之势。相应地，人们的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相谒而食麦”的风俗。
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经历了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过程。早期食麦的基本方式是粒食或半粒食，即所谓“麦饭”。东汉时期，随着转磨的逐渐普及，扩大了小麦作为食物的摄取多样性，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西亚或西方的饮食特点是研磨面粉加以烘烤，而东亚或东方主要是煮和蒸。
我们常用“五谷丰登”来代表农业的兴旺。五谷一般是指黍、粟、稻、麦、菽。这既包括起源中国的稻子、小米，也包括从外部输入的小麦。“五谷丰登”是史前世界种植物交流的结果，直到近代以前，世界性的物种交流一直在继续。明清之际我国引进了玉米、红薯、南瓜等南美洲的农作物，基本上完备了我国的农作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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